肖像中国:“红袖章”

居委会是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政权后不久成立的,从官方层面来说,这是一种直接基层民主的形式,但实际上,它们是市民行政单位,为当局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告密者网络。

作者黄淑琳,原文发表于纽约时报中文网

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在北京召开期间,许多志愿者走向繁忙的十字路口和僻静的街角,走向分配给他们的工作岗位。(Sim Chi Yin 摄影)

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在北京召开期间,许多志愿者走向繁忙的十字路口和僻静的街角,走向分配给他们的工作岗位。(Sim Chi Yin 摄影)

高凤萍(音译)身穿崭新的深红色防风衣,戴着一顶红帽子,胳膊上戴着“首都治安巡逻”的袖章。她坐在一个儿童用的粉色凳子上,警惕地观察着一条中午时分熙熙攘攘的窄小的背街。如果突然发生抗议或是骚乱,这个58岁的工厂退休工人会随时准备着。

78岁的杜春凤(音译)是后援,除了一身和高凤萍一样的制服外,还穿了一双舒适的棕色拖鞋。这支巡逻队还包括高凤萍的狗。但却没有任何麻烦出现。

“我们在防备坏人,但没有什么坏人,”高凤萍说。

过去两周,随着中国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精心准备的盛况召开,数以千计的居民走向繁忙的十字路口和僻静的街角,走上分配给他们的岗位。他们是政府防止潜在动乱的永恒战争的前哨。

这些站岗的市民,许多都是做了祖父母的。他们是“维稳”铁拳上的温柔指尖。维稳是一项庞大的政府行动,旨在压制异见人士,维持公共秩序。

这次重大会议让全国各地的代表聚在了一起。在会议筹备期间,共产党出动了大批警力,跟踪异见人士,并把试图向国家领导人申诉的上访者关起来。

但他们还是担心有人漏网,于是又动用了首都的众多居委会。这些居委会分派信得过的居民站岗,用他们警惕——虽然也许近视——的眼睛注视着每一个街区。

居委会是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政权后不久成立的,从官方层面来说,这是一种直接基层民主的形式,但实际上,它们是市民行政单位,为当局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告密者网络。2009年的一份政府报告称北京有超过8.4万个居委会。居委会成员通常都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招募来的,他们负责分发官方报纸和福利补助、记录每家每户的情况并协助执行中国严厉的家庭计划生育政策。

上周,政府宣布,国内安全预算将增加8.7%,增至1240亿美元(约合7705亿元人民币),超过军费预算。此举再次显示,政府在监视自己的人民方面做出了多么大的投入。尽管维稳开支的细节并不清楚,但在所谓的敏感事件期间,让首都保持一级防范状态是一件耗资巨大、需多方投入的事。据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称,去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北京动员了73.9万安全人员巡逻。

批评人士称,无处不在的社区巡逻突显了共产党深刻的担忧。“显然,这个政权没啥信心,”北京著名的维权律师浦志强说。

市民巡逻中,有些是有报酬的。离天安门广场越近,巡逻的频率和规模就越大。周二,68岁的退休教师和一个戴着袖章的同志,站在距离这座城市的政治中心几个街区远的地方。她自称张阿姨。

为了明确他们要监视些什么人,一张纸上列出了“六个及时报告”,其中包括发现上访者、外国记者和来自“特定地区”的人要及时报告,特定地区指的是西藏和新疆,长期以来,这两个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一直不满于汉人的统治。

尽管张阿姨说她很愿意站岗,但她并不打算和任何人发生对抗。“你看我这样,”她说,“我自己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只要报警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