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持不同生活见解者”

“我写作是为了把隐蔽的东西带到亮光之下。”崔卫平说,就像哈维尔那样,“让看不见的看见,听不见的听见。”57 岁的她虽然从北京电影学院退休,但仍活跃在中国的诸多公共领域。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娄烨评价说,“她是从人的感受和状态开始的思考,而不是从主义和理论开始的。”

崔卫平(AP)

崔卫平(AP)

本文原刊于《人物》杂志六月号,原题为《疏异者崔卫平》,作者谢丁;文中小标题为奇闻录编辑所拟

持不同生活见解者

崔卫平女士不是个明星。走在大街上,没人能认出她的脸。201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她独自上了一辆出租车,驶入北京南锣鼓巷胡同时,堵车了。司机说,前面在拍电影。“那让我下车吧。”她说,“我就是去拍那部电影的。”

她看起来也不像个演员。一头短发,没有化妆,大约50岁年纪,穿一件紫色的中式开襟。此前,崔卫平有过一次从影经历。她在《颐和园》里扮演她自己,一个活跃的知识分子。在那部电影中,她和郝建、张献民坐在80年代末期的酒吧里,讨论捷克的知识分子。这3人都是大学老师,因为思想行事都非主流,被戏称为北京电影学院的“三朵奇葩”。

在娄烨的电影《花》中,崔卫平扮演了一个活跃的知识分子

在娄烨的电影《花》中,崔卫平扮演了一个活跃的知识分子

那天下午,她要拍的电影,是娄烨的新片《花》。娄烨曾是崔卫平的学生。因为《颐和园》,他正处于5年禁拍期。《花》的故事发生在法国。在电影里,女主角要到北京采访几个知识分子。崔卫平再次扮演她自己。因为演员们不懂中文,娄烨问她,能否先自己写好台词?

这和她近年来撰写的文章不同。那些文章散落在中国的各种媒体和网络上,其中有文学和电影批评,更多是对社会和政治的评论。接受娄烨的邀约后,崔卫平着重考虑的是,如何让一个外来记者迅速了解中国。在台词里,她首先解释了中国目前处于何种历史阶段,然后她模拟外国记者的身份,对自己发问:“中国有反对派吗?”

“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思路、西方问题。”她写道,“但我知道你问的是什么,你问到的是令政府不放心的人们。”

在南锣鼓巷的一个院子里,娄烨开始拍摄这段访谈。崔卫平身上别了两套无线麦克。一套是真的,电影录音用,另一套是扮演被采访的知识分子用,假的。在夏日的阳光下,画面是明亮的,头顶没有遮盖。两年后,当我在电影中看到这个场景时,不禁笑出声来。它似乎从头至尾透着一股秘密的快感。一个被禁的导演,一部题材不合适的电影,一个敏感的知识分子—一群令人不放心的人,凑在北京最热闹的胡同里展开严肃讨论。在不到一分钟的镜头里,崔卫平的“自问自答”像在发表一种宣言:

“你是反对派吗?”

“准确地说,我是一个‘持不同生活见解者’。我只是从自己的生活观念出发,从良知出发。”

告别主流意识形态

在中国,崔卫平仍是一个处于模糊地带的独立思想者。她在报纸和杂志都开设专栏,也是一名微博活跃分子。她几乎从不放过任何可以展开公共讨论的机会。

多年来,在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也一直处于边缘地位。2011年,55岁的崔卫平从电影学院退休。对学校来说,她也许是个令人棘手的包袱。

崔卫平回到北京顺义首都机场附近的家。每天上午,她固定在狭小而整洁的书房写作。宽敞的客厅用来看投影。她家有一套严格的观影仪式—不准吃零食、打电话,也不允许中途换片。我问她是否已看过自己出演的第二部电影,她哈哈大笑,说那更像是对娄烨的一种支持。

她的声音很尖,像个小女孩。“我的声音和我的思想是不匹配的。”她说,“这是为什么我不太喜欢公开说话的原因。”但在郝建的印象中,崔卫平在公开场合总是谈风很劲。他们是十几年的老朋友。“她说话很急,也很冲,快人快语。”他说,“你好像能看到她的思想不停地迸出火花。”

崔卫平曾多次在文章里提到她思想的起源。那是一长串外国作家和思想家的名字。但她却很少谈起早年的生活经历。“我比较回避这个话题。”她说,“但不代表我不去审视自己。”

她出生在江苏盐城一个地方干部家庭。父亲是一名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母亲则是个“新潮女性”,从不喜欢按部就班的生活。家里有5个孩子,她排行老三。她说,自己的童年是浑浑噩噩的。“文革”将家庭生活粉碎。那些印刷厂围墙上的大字标语,游行、示威,以及一个同学妈妈的自杀,她不理解这些事情的含义,除了茫然便是茫然。她后来写道:“如果有所谓‘文革一代人’,那我们就是‘文革’的‘半代人’。生活是从一个巨大的断裂开始的,毫无思想准备,什么也不理解。”

1969年,崔卫平随父母下放到农村。每天早上,她看着太阳从东方升起,地里的蚕豆又肥又油,玉米地像青纱帐。到了晚上,她听着哥哥和姐姐轻声谈论村里的人和事,月光一步一步移向屋子的中央。她发现自己的感觉在大自然里完全打开了。16岁那年,崔卫平回到城里。农村的经历仿佛开启了她的智力,学习成绩猛然提高。高中毕业后,她原本可以留城等待分配工作,但她不喜欢进工厂,“光线不足的车间,单调重复的工作”。1974年,当她再次下放时,她带了一套鲁迅杂文集去农村。在鲁迅的世界里,崔卫平渐渐了解到有两种对待这个世界的认知方式:启示的和理性的。前者就像“先知”,像《狂人日记》中的疯子,他们能够于黑暗中发现真理。“比较起来,理性的方式更适合我。”她写道,“它从一个平等的前提出发,诉诸每一个人都拥有的理性能力。”

1978年,崔卫平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那是个‘拨乱反正’的年代。她说,“你能感受周围的气氛,一切都在张开嘴巴大口呼吸。”除了阅读经典文学,她还热衷于研究马克思。她有个好朋友是哲学系的,本科4年将图书馆的小说全部看完,而她却相反,想尽一切办法去听哲学系的课。在南大,她也成为许多话题的积极讨论者。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正掀起一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那时没有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人道主义就像这些学科的替身。崔卫平迷上了这个话题。在研究生的食堂饭桌上,她经常一人舌战11个男生。她后来说,那可能是她离“主流思想”最近的时刻。

1983年秋天,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把矛头指向了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他是人道主义话题的重要参与者。崔卫平听说,她喜欢的某个哲学系教授,也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公开批评了王若水。她非常失望,也对这个话题掀起的讨论失去了兴趣。她察觉到一种无力感,认为自己根本改变不了什么。

“那场运动对于我个人的影响非常深远。”她说,“从内心里,我开始和主流意识形态告别。”

第二年年底,崔卫平毕业去了北京。在电影学院文学系的办公室,系主任说,她可以在三个工作中任选一种。她说,“我怀孕5个月了”。她什么也没选,回家生了孩子并休息了一年。在北京,她立志要当一个“灰色人物”。

从时代最强音中的放逐

电影学院导演系八五届的学生,“是帮有点轻狂的老愤青”。但其中好几个人,后来都成了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比如娄烨。崔卫平是他们《艺术概论》课的老师。“那个女孩很年轻,站在讲台上,是一副干体力活的样子,很多学生都比她年长。”娄烨说,“她上课自由,可以随便发言,插嘴,质疑,她毫不在乎。”

娄烨每开拍一部新片,都会给工作人员准备一份需要阅读的书目,崔卫平总会在必读目录里。“如果你想从一个最基本的人的角度开始你的工作,读崔卫平是个很好的选择。”他说,“因为她是从人的感受和状态开始的思考,而不是从主义和理论开始的。”

崔卫平说,她其实是和八五届学生共同成长的。他们正好赶上了一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尤其是存在主义。克尔凯郭尔、卡夫卡、萨特、加缪,这些人提供的不是理论和概念,而是对于世界的感受,是释放某种情绪,表达和世界的疏异关系。“他们非常对我的胃口,帮助我接近自己的生活。”

在课堂上,崔卫平给学生讲“存在先于本质”,讲“人不是一把裁纸刀”。在现实中,她似乎也成为一个“疏异”的人。她很少参加学校会议,不爱搭理人。多年后,电影学院一提起崔卫平,仍是那个“一到学校就怀孕”的女孩。学生们都说她很酷。她似乎在寻求一种“主动的被边缘”,而艺术院校也刚好提供了及时的供养——她看了大量的电影,伯格曼、安东尼奥尼,他们的作品都是一些内心或精神危机的信号。

在生活的另一面,因为丈夫唐晓渡的关系,崔卫平的家正成为80年代“新诗”的接头地点。诗人们常去她家聚会,喝酒、谈论诗歌。但崔卫平谨慎地和他们保持着距离,诗人们似乎也认为她不是一个合适的参与者。她慢慢意识到自己其实是更理性的人。“有歌颂英雄的诗人,也有被诗人歌颂的英雄。”她说,“但我发现那时很多诗人把自己变成了英雄。”

1988年秋天,崔卫平开始在课堂上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她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表达了一种观点:那些标榜出身于乌托邦的人,在追求理想的同时,会突然掉头去追求现实。她似乎看到周围许多人都是如此,那些人时而振振有词,时而庸俗不堪。“那些表面上的理想主义,其实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

“对我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换血和输氧的过程。”崔卫平后来写道,“结果是将我从时代的最强音中彻底放逐。”在她看来,一个人一旦宣布自己是理想主义者,就等于取消了别人与他争辩的资格。

崔卫平此前积累的情绪似乎终于在《罪与罚》里找到了出口。在那些情绪中,她曾感到迷茫,太多东西不确定,似乎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并不知道要去哪里。但她知道,迷雾中一定有某种确定性。她写了大量的日记、随想和信件,包括给一些素不相识的人。然后突然在这一年,她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一个生长点,并随之确定了思考的方向。

她变成一个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她甚至不能分辨出电视上那些政治人物的面孔。“那种在社会大事件中感受到的兴奋和满足,我深表怀疑。”她说,“而且感到很不习惯。”

然后是1989年。

接下来那年,女儿生日的那天,突然问她,家里怎么没人了?一个冷清的时代即将来临。崔卫平的许多朋友下海了,但她对生意实在没兴趣。她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专业领域中去,写了大量的文学批评。1993年春季的某天,她无意中从书架上翻出一本红色封皮英文书,是个加拿大朋友读完后扔下的,哈维尔的《Open Letters》。

“我那时不知道哈维尔是谁。”她说,“可以肯定,如果已经有人告诉我他是个总统,我不会去翻看哪怕一页。”

从哈维尔到阿伦特

我第一次读到《哈维尔文集》,已是2003年的冬天。墨绿色的封皮上,是哈维尔的头像,封面左下方写着“崔卫平译”,那也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那年早春,学者李慎之先生去世。但他之前已为这本书写了文章。在序言《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中,李慎之指出哈维尔对当下中国的意义。哈维尔主张人人凭自己良心说真话,做实事。在给妻子的一封信里,哈维尔曾说,“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人会反对说这没有用处。我的回答十分简单:有用。”

“这段话也许是哈维尔对现在中国红极一时的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又一次回复。”李慎之写道,“昆德拉曾经认为哈维尔他们所干的不仅徒劳无益,而且只是为了表现自己,也就是出风头。但是历史在仅仅几年之后证实了哈维尔的行动的价值:‘有用’。”

崔卫平翻译了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文集

崔卫平翻译了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文集

对崔卫平来说,阅读哈维尔首先给她带来的满足,是他能够描述出当时捷克社会“隐藏的层面”:在表面繁荣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精神道德危机。人们为了眼前利益,将长远利益和做人的尊严都抛在脑后。她尤其看重哈维尔提倡的良心。“通过个人内部的觉醒,将个人从一种麻痹、瘫痪状态下解放出来。”她说,“我在他那里找到了道德的力量。”

1994年,因为肺结核在家休养,崔卫平开始翻译哈维尔。那时她正处于压抑中,不愿见人,不想出门,肺病也让她感到胸闷。她甚至找不到语言去描述这种生活的闷。但哈维尔却让她有深呼吸的感觉。她在阳台上搁了个小桌子,晒着太阳工作。“我的肺部难以喘息,但头脑却在大口大口地吸氧。”

翻译了大约八九万字后,崔卫平校对打印出60份,然后邮寄给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有人无动于衷,但更多人为她叫好。到了1990年代末,通过哈维尔的传播,崔卫平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她的朋友圈已逐渐从文学扩展到了学术领域。但她的个人生活也在此时陷入危机。1999年,她和唐晓渡离婚了。

“那时我对她有点担心。”作家徐晓说,“她似乎不是一个自我管理能力很强的人。我担心她性格里面那些偏执和感性的东西会强化。”徐晓记得第一次去崔卫平家时,听说她怕开窗,怕吹空调,感觉她是个比较柔弱的女性。她们在那段时间常通电话。

但崔卫平很快在另外一个女人身上找到了力量。2000年,她得到一本《阿伦特与海德格尔》译本。在阿伦特身上,她看到了很多和哈维尔相似的东西。他们都以很深厚的个人经验,进入公共领域对抗极权主义。阿伦特说:“古代人必须每天穿越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那条鸿沟,越过狭窄的家庭领域,升入政治领域。”崔卫平对此深感认同,一个人要想活得真正舒坦,不仅是理顺与他自己的关系,还应该包括他和这个世界的关系。

她说,即使你在私人生活中把自己照料得再好,心中仍然有一处是空洞的。而汉娜·阿伦特对此提出的响亮忠告是——站到亮起来的公共生活中去。

“我写作是为了把隐蔽的东西带到亮光之下。”

徐晓敏锐地看到了崔卫平身上的变化。有一次,崔卫平对她说,我们要把自己打扮得妩媚一点。没多久,徐晓就去了美国。她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当她回到北京时,发现崔卫平快要结婚了,爱人比她小9岁。从那时起,她发现崔卫平在个人上变得柔软起来,但另一方面,她也开始在公共讨论中到处看到崔卫平的身影,而且在思想观念上越来越尖锐。

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是网络的兴起改变了他们参与公共生活的生态。2001年,在“世纪沙龙”论坛,有场关于“福柯是不是诗人”的辩论。一个昵称“snoopy”的网友在争辩中突显出来。“喧宾夺主的snoopy,几乎成为沙龙的女主人。”学者王晓渔在一篇文章里回忆,“她组织了一场又一场的思想舞会。每一次的主题都出人意料又水到渠成。”他后来得知,snoopy就是崔卫平。

那年临近暑假,崔卫平突然贴出一张邀请函,请一群陌生的网友到北京参加一场“夏令营”。在一篇《有关Snoopy夏令营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里,她写下4条规定。比如:“免费提供早餐一顿,吃完饭各自洗碗,snoopy抹桌子。时间:8:00。”“单独外出者晚间12点前回家;临时决定不回家者,请于11点前打电话告知snoopy;但不必(和不许)告知他/她现在在什么地方。”

那就像一次小型的公共生活实践。网友们住在崔卫平家,书房被改造成营房,大家互相以网名相称。23岁的王晓渔参加了那次夏令营。“有崔卫平的地方,就有笑声在……提醒我们不能对苦难视而不见,但对苦难感又要有所节制。”他在文章里写道,“后来读《汉娜·阿伦特传》,总有一些章节似曾相识,仔细想想,原来闪现着她的身影。”

2012年7月12日,在《今天》诗刊编辑徐晓老师家,徐晓、崔卫平与立人大学学员包饺子、读诗歌。

2012年7月12日,在《今天》诗刊编辑徐晓老师家,徐晓、崔卫平与立人大学学员包饺子、读诗歌。

到了2004年,崔卫平翻译的《通往公民社会》开始在知识分子圈流传。作者是波兰的米奇尼克,和哈维尔一样,他也被视作1989年天鹅绒革命的缔造人之一。与此同时,崔卫平开始在媒体和网络上发表社会批评,提出看法。她还发表了几封公开信。她因此获得了更大的名声。

在微博上,崔卫平有11万粉丝。她给自己填写的身份是学者和作家。“她的文章特别真实,都是以她的生命体验作为支撑,很容易打动人。”学者徐友渔说,“但这也可能成为她写作的缺点,因为对整个社会来说,个体经验仍是特殊的。”

徐友渔和崔卫平是多年的朋友,他们还一起去捷克见过哈维尔。他对崔卫平的那次布拉格之行印象深刻,因为需要鼓起勇气才能迈出那一步。他说,崔卫平有一种道德上的直觉和天生的良知,那驱使她不得不去。

崔卫平当然清楚,公共发言可能带来麻烦。这些麻烦不仅来自暗处,也有部分来自知识分子群体。除了道德上的指责,还有人质疑她的学术能力,认为她“浅”——从专业上看,她也不是政治理论的专家。但崔卫平认为,这可能和她在公共领域中给自己任命的角色有关。

“我写作是为了把隐蔽的东西带到亮光之下。”她说,就像哈维尔那样,“让看不见的看见,听不见的听见。”

有一次,崔卫平组织了一群自由知识分子去娄烨家看《颐和园》。放映之后,大家坐一起聊天。有人很喜欢,也有人完全不能够接受。讨论中,崔卫平在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上与他们产生很大的分歧。

那次放映会结束后,崔卫平给娄烨写了封邮件。她提到一个词,叫“自由主义主义者”,用来指那些把自由当成理论来处理的人。她说:“对那些人来说,自由主义只是书本上崇高、美妙的东西,自由主义个人也只能是光滑、单纯的,那些晦涩的幽暗的个人及其经验就不算啦。”

娄烨后来对我说,那才是崔卫平思想中最具魅力的东西,也很清晰地使她与她的那些同志拉开了距离。而这需要一种敢于身体力行的意识和精神的冒险,那并不像提出一种政见那样简单和目的明确。

“就像一次通向自己灵魂深处的旅行,而是否能够穿越灵魂深处的‘荒野’,安全到达那片平静的‘林中空地’,我们没有人能预先知道。”娄烨说,“但旅行早已经开始,这是崔卫平的勇气。”他引用了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中的核心概念,“林中空地”就是开放性真理的终极之境,为人类无蔽的心灵而存在。

“你我怎样,国家就怎样。”

2012年中秋,崔卫平和几个朋友去郊区游玩。那正是中日关系最为紧张的时刻。她对连日来的街头暴力很忧虑,也对日本国有化钓鱼岛感到不满。她认为,也许是时候回应大江健三郎在日本发起的联署了。几个朋友讨论出一份文本。

几天后,崔卫平通过邮件和网络发起了公开信《让中日关系回归理性——我们的呼吁》。她说:“我们的社会不乏理性的考虑,但是需要将它们大声说出来,让人们能够看见和听见。”

公开信一共10条。她认为其中有两条同样重要:一、不希望目前的争执影响经济、文化和民间交流;二、反对战争和街头暴力。她希望发出一种“理性中国”的声音。签名联署的人,似乎五花八门。有知识分子和公务员,也有农民工和个体户司机。有持异议者,也有毛左派。

但反对的声音也很多。一些自由派的朋友认为她靠官方太近。而更多网民和社会批评,则认为她对日本太温和,像是汉奸言论。

在一篇名为《在今天如何理解爱国》的回应文章中,崔卫平写道:“如果要问我什么是‘爱国’,那么我就要说这是人的一种基本感情。”她认为,担心爱国会妨碍启蒙,主权的要求会压倒人权的要求,是没有必要的。就像她在给朋友的邮件里写的那样:“让我们通过行使对于主权领土的发言,把主权换到自己手中。”

几个月之后的一天,崔卫平看到一条网友转给她的微博,说新任总理李克强在记者会上说了一句话:“你我怎样,国家就怎样。”那位网友好奇地说,这不是崔卫平说过的话吗?

她转了这条微博,但只打上了一张笑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