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像中国:“四五”一代

学者刘小枫曾在1980年代提出“四五”一代的概念,“四五”一代作为历史文化事件来看待,其含义远远超过作为政治事件的“四五”运动本身。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满腔热血的一代人,如今又何在?本篇“肖像中国”将向你讲述“四五”一代的故事。

1976年4月,民众自发前往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

1976年4月,民众自发前往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

本文原刊于《人物》杂志2013年4期,作者赵涵漠、张卓,摄影时会理

像许多60岁上下年纪的人一样,当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谈论着子女的近况、白内障手术、怎样避免伤害膝关节,以及朋友刚刚渡过的癌症难关。

只有在很偶尔的情况下,他们的对话里才会透露一些过去的特别经历。比如,当《人物》摄影师请他们以斜线站成一排合影时,忽然有人笑起来,“就像我们在里面跑操似的,周为民喊的‘向右看齐’”。

监狱生活曾是他们人生的一部分。1976年清明节前,数十万民众以悼念刚刚去世的周恩来为由,走上天安门广场。4月5号夜里,工人民兵手持棍棒封锁天安门,逮捕示威者。当时,这一事件被定性为“四五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北京共有388人被捕,据传其中有49人曾被列入死刑名单。同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随即被粉碎。被捕者先后出狱、获得平反。后来,这些广场运动的参与者,被称作“四五英雄”。

他们曾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可时间过去了37年,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聚会,他们甚至很少跟身边人讲起这段经历。

“多少年了,我从没这么倾诉过,聊它干吗?37年了,谁还记着它?”此前在接受《人物》记者采访时,毕谊民先生曾经这样说。他的表情似乎显得很平静。

但在3月24日夜晚的聚会上,他激动地举杯致开场词:“前两年有一个学生问,老师,你们这代人还有理想吗?我想了想告诉她,还就是有理想。历史不能忘记,历史也不会磨灭,我们那批人的理想,永远是青春的!”

听者寥寥。当年被捕的388人如今大多失去音讯。作为这次聚会的组织者,毕谊民本想找到十几位四五运动参与者,可因各种事由,除家属外,最终只有4人参加。

当年的英雄们正在老去、死亡。过去几年,常常是因为某个人的讣闻才将他们重聚在一起。2008年,曹志杰去世,他是当年第一个在广场上贴出悼词并提出“血战到底”的抗议者。毕谊民试图联络他的家人,但他发现,就连曹家的电话都已经成为空号。

总得应该有一批人站出来吧?

坐在圆桌前,这些1949年后的第一批广场抗议者总是强调,历史具有偶然性。也正因如此,他们更愿意将自己定义为“运动参与者”,而非“英雄”。

陈吕蒙

陈吕蒙

那一天,陈吕蒙(化名)本来打定主意做一名旁观者。“天安门事件”发生3天前,他刚刚因反“四人帮”而被开除团籍、学籍,并将在4月7日被遣送农场劳改。他难得获得几天自由,当然要到广场上亲睹这历史性场面。“但是,在广场上,我一直十分谨慎。我深知,如果我再次被捕,等待我的将是什么。”

但这种“谨慎”被轻而易举地击破了。当陈吕蒙站在广场西南角的汉白玉栏杆前时,他面前贴着第一篇点名批判江青的檄文。他正在看,后面有人喊:“请前面的同志念一念!”于是,一只手在陈吕蒙肩膀上拍了拍。

他回忆起那个时代特有的革命激情:“我当时早已是个‘反革命’了,但那位不知名同志的轻轻一拍和群众焦急的请求声,使我从犹豫中醒过来。我是一名受过‘伤’的战士,但我决不能以此为借口当一名看客,人民需要我挺身而出。”

他和身边的一个年轻人齐声朗诵起来。可声音还是太小了,于是便由他念一句,周围的十几个人齐声重复一句,用人声组成了广场上的“扩音器”。

此后,他还与孙庆祝等人作为谈判代表,与官方在广场上的联合指挥部进行谈判。离去时,他们被要求留下名字,但已经经历过政治风波的陈吕蒙没有留名,由此免于被捕,按原定计划被遣送到农场劳改。

同样偶然被写进历史的还有刘迪。那时的青年往往更熟悉他另外一个名字——“小平头”。在当时的广播里,他被称为“几个理着平头的家伙”、反革命行动的组织者。可在现场时,他本来也只是普通一员。一个戴黑边眼镜穿蓝衣服的青年正拿着话筒喊话,刘迪发现有警察逼近,他一把夺过话筒,让蓝衣青年赶快跑。之后,他才承担起组织现场秩序的责任。

自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广场上以悼念为名的抗议就开始了。清明前夕,《北京日报》发文称“清明是鬼节,悼念是四旧迷信活动”。一夜之间,官方将广场上所有花圈、悼词和祭品没收。这激怒了抗议者。

当时的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周为民与几位同学一起,用十几张白纸扎了一朵白花,粘在一个竹架子上。这朵并不起眼的白花,是当天广场上唯一一个来自“左派大本营”清华大学的花圈。“当时我们的落款就是:清华几名工农兵学员。”周为民笑着回忆。

他亲笔写下一篇悼词,贴在花圈下。“当时我们在纪念碑前宣誓,要与反对周总理的人血战到底。4月3号、4号是周末,我们不用上课,整整两天不吃不喝,就在那里游荡。我们的花圈放下以后十几分钟,那里就变得人山人海起来,大家都在朗诵那篇悼词。”

说到这里,他一直很平静的情绪变得高昂起来。直到今天,他还可以背诵悼词的一些段落:“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向您献上这朵表达我们心意的白花,我们把我们全部的爱、全部的恨、全部的怀念之情、全部的愤怒之心全扎在这朵白花中。”

工人贺延光也带着花圈和80多名青年工人组成的队伍前往天安门。在悼词里,他将江青称作“穿着资产阶级奇装异服的野心家”。围观的人们向他鼓掌、欢呼,最后,几百人一起在广场上唱起《国际歌》。

那时,贺延光已经是崇文区工业局党委委员,组织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但即便在党委会上,他也不愿意说违心的话,“长时间中国就是这样,两面人,这是一件事、两件事培养的,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培养出来的。‘四五’那时候我就想,总得应该有一批人站出来吧?那我就要做这一批人”。

脑子里所有的理想都被现实击碎

如今,他们可以在饭桌上谈起毛泽东,谈一些回忆录里写到的“四五”运动对毛的影响,谈毛晚年的心理状态。但在“文革”年代,这一切不可想象。

“文革”初期,贺延光、周为民、毕谊民、陈吕蒙都是红卫兵中的普通一员。贺延光曾和同学去天津“破四旧”,他们抄了一座天主教堂,把“象征腐朽生活方式”的一柜子高脚酒杯砸得粉碎,还抱着一堆教袍在院子里焚烧。

己过花甲之年的毕谊民也曾参与过抄家。他还记得出发前的兴奋劲儿,他们将整栋房子翻得乱七八糟,还在地上刨了个大坑,可仍旧一无所获。最后,红卫兵们就往坑里扔了根电线,随口诬告这家是“敌特”,藏有电台。

陈吕蒙对政治的热情源于毛泽东。“他教导我们是早上八九点的太阳,推动我们关心政治,这个应该是很小就打下基础了。‘文化大革命’那年,我14岁,但是我非常关心政治,当时毛泽东号召长征,所以我经常到八大院校步行转一圈,一天转一圈。”

贺延光、毕谊民、陈吕蒙、周为民都曾当过知青,当他们回忆起上山下乡前的心态,没有人会感到自己“被迫远离学校与故乡”,相反,他们斗志昂扬,带着一箱子行李和铺盖卷,计划从此扎根农村。当毕谊民到达黑龙江福利屯火车站,看到广阔的黑土地时,他冲着接站的干部一挥手臂,“我一定要把这里建设成新的北京”!

不少运动参与者都来自干部家庭。当贺延光想起父亲17岁就跑去延安,自己17岁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就显得再正常不过了。去之前,他曾对北大荒充满向往,课文《可爱的草塘》里就写过,“棒打狍子瓢舀鱼”,“心里就想,北大荒肯定是个特别浪漫的地方”!

“到了之后一看就傻了,脑子里所有的理想都被现实击碎。”贺延光说。他还记得,团里的一个北京知青大姐嫁给了当地一位脸上长满麻子的农工。

毕谊民下乡时曾遇到大风雪,本来这样的天气不应该上山伐木,可是指导员为了让知青锻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硬是把大家轰上山。风一刮,树倒的方向变了,粗壮的树干砸死了一名北京知青。追悼会上,指导员赞其死得其所,家人甚至不敢公开流泪。下葬的时候,他们还把半导体放在死者手中,要让他听到来自北京的声音。

这场长达10年的“革命”中没有永远的胜利者。曾经的干部很快就受到冲击。王洪文曾带人软禁周为民的父亲,连续8天不让他睡觉。绝望的母亲走进公用厨房,打开所有煤气,试图自杀。但她还是被救醒了。孩子们去医院看她,其中最革命的一位兄弟并不同情她,反而质问她:“你怎么能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呢?”那个兄弟还要与母亲划清界限。

插队后期,周为民已经不害怕谈起对江青的不满。他在呼和浩特当工人的一位朋友还曾集结枪支,组织暗杀江青,结果险些被枪毙。但即便是在那样激进的小圈子里,他们也尽量避免谈论中国的最高领袖,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用“那个人”代替。

陈吕蒙是知青中较早产生思想变化的一批。他的朋友曾经回忆,知青的蒙古包里大多放着“雄文四卷”,最时髦的也不过《法兰西内战》或《哥达纲领批判》,可陈吕蒙的书架上却“赫然放着一本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或许也正因如此,在“四五”发生一年前,陈吕蒙和朋友就以“反革命小集团”的罪名被捕入狱。

但对大部分人来说,决定性的转变发生在1971年的“林彪叛逃”。那年9月14日,贺延光所在的兵团接到一级战备命令,睡觉时不能脱衣服、铺床,还要一直抱着枪。贺延光每晚兴奋得睡不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他妈的,总算要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动真格了”!

战备状态延续了20多天,却丝毫没有开战的动静。终于,团长传达了林彪叛逃、坠机的消息。空气瞬间凝固。就在大家突然一愣神儿的当口,贺延光和战友们坐的这一侧通铺“哗啦”一下塌了,几十个人随着铺板一屁股坐到了地上,顿时人仰马翻。可由始至终,没有一个人敢说话。

后来,一位北京四中的知青悄悄与他议论:“你说,不会是林副主席被人绑架了吧?”贺延光记得,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对政治产生怀疑。

随后,贺延光、周为民、毕谊民等分别以办理“特困”、工农兵学员、“病退”等渠道回到城市。

在他们回到北京后,邓小平曾短暂复出,生产恢复,反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极左路线。可没过多久,邓再次被打倒。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官方压制悼念。这一决定成为“最后一根稻草”,人们最终走向广场。

陈吕蒙后来回顾,认为那时的勇气来源于绝望,大家实在“想象不到有什么更差的局面了”。

“后来想,在中国不坐牢,人生不完整”

几十年后,当这些人重聚时,那段监狱生活是最经常的话题,就像大学同学谈论当年的寝室生活。他们将4月5号之后一段日子被捕的人,称作“大拨儿”。

“小毕(毕谊民)什么时候进去的?”餐桌上,有人问。

“他比大拨儿进去得晚,他七七年一月进去的。”旁人代答。

毕谊民笑起来,他总是将此称为“搭了末班车”。“四五”那天他也在广场,但因为封锁前离开,虽遭审查,并未被捕。第二年周恩来忌日,他又去天安门写诗,呼吁为“四五”运动平反,这次他进了监狱。

毕谊民

毕谊民

甚至直到进了陶然亭附近的半步桥监狱,他们彼此也不认识,平反大会后才知道。当年的政治犯大多住进了二层“王八楼”——狱警待在中央,四周有6条放射性通道,通道里是一个个小隔间。

令人窒息的牢房大概只有六七平方米,贺延光按对角走个“8”字形,大概只能迈上8小步。毕谊民曾在这样的牢房里想起波兰革命者伏契克的狱中书简,“从这里到这里只有7步”,而自己的牢房,只能走上3步。

两个月里,贺延光被提审了40多次。他出狱后才知道,警方想从干部子弟里找到黑手,一直查到中央。但走上广场是他的自发行为,警察实在问不出什么。即使如此,他与另外两名同事也被定成“贺、孙、陈反党小集团”。

他完全无法预测自己的结局,生怕在寂静的牢房里“待傻了”,就趁每天看报纸的20分钟时间,背新华社字头。“布宜诺斯艾利斯,我背了百十多个国家的首都。”他哈哈大笑起来,“后来想,不要有什么怨言,在中国不坐牢,人生不完整!”

毕谊民当时则是个浪漫主义型的革命者。小时候看《红岩》,所受的教育是进监狱的革命者都是英雄,都在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他还记得,当自己被提审的时候,他穿着军大衣,像电影里的革命者一样昂首挺胸,做出大义凛然的姿态。在叙述“犯罪动机”时,他甚至还认为会感动审问者,“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声讨万恶的‘四人帮’,要求为‘四五’事件平反”。

他还没说完,对方一拍桌子:“对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定性,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是毛主席定的,你翻得了吗?”

他当即哑口无言。

与毕谊民的乐观不同,周为民自从被捕后就没有打算活着离开。按照一个由当时中央警卫团派驻清华的领导的说法:“给周为民判无期都是轻的!”

“不害怕,不准备活着出去了,所以他问我任何东西都承认是我的,但是我绝不牵连任何朋友、亲人。”周为民回忆。

在这些普通人失去自由的日子里,中国的政府高层正在进行激烈的角力,直至粉碎“四人帮”,华国锋宣布“文革”“胜利结束”,1978年,“四五”运动才获平反。

可在很多经历“文革”的人看来,自己并没能真正走出那段历史。周为民形容自己,“一生都受到‘文革’话语系统的影响”。而当贺延光出狱,要给父亲发电报,报平安时,他字斟句酌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华主席给了我新生命!”

这是一种赎罪的过程

如今,人们不大提起这场运动了。据陈吕蒙的观察,“四五”运动3周年时,《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人民万岁》,是对这场运动的最高评价。此后,这段历史被搁置在书架角落的《天安门诗抄》里,图书馆几本在香港出版的繁体文献里,以及这场聚会上参与者们讲述的故事里。

“300多人还健在多少人?还能不能找到他们?”席间,有人问,“工人代表韩志雄在哪儿呢?”

当年,《中国青年》复刊后第一期就将韩志雄的故事作为“四五英雄”的典型。但另外几个人几乎同时回答,“一直都找不到”。

他们同样找不到王立山,他既是“001号反革命案件”的主犯,也是《天安门诗抄》中最著名的一首诗的作者,“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几年,只有一家北京媒体报道过他,其中写道:“他的人生在平凡中前行。只是卧室墙上依然挂着那首广为流传的诗。”

席间,他们谈论起“小平头”刘迪。“天安门事件”结束后,他错过了考研时间,此后一直没有工作。他总是穿着蓝色的、洗得发白的劳动服,骑着自行车往来;当他说喜欢一本书,他会微笑着形容:“看完你的手稿后,特别饿,总想吃饭。”

刘迪的姐姐说,刘迪很少跟家人谈论过去,他也很少找朋友帮忙,因为“去哪儿都是给人添麻烦”。陈吕蒙记得,刘迪的表达很少,更极少成文。一次陈托朋友去采访刘迪,整理后仅有 4页。在其中,他提到自己参与“四五”时并不抱乐观看法:“当时许多参加运动的人他们把自行车的车牌都摘掉,这种行为本身就表明了他们意识到这种抗议行动是要失败的,如果要认为是会胜利的话那还摘车牌干什么?”

他一生没什么物质要求,除去追求阳光和氧气。他曾赞叹过一个朋友家里明亮的、宽大的窗户,感叹“屋里空气充足,不缺氧”。没多久,人们就听说他其实得了肺癌,常常感到憋闷、缺氧。

他一直住在一间阴暗的屋子里,像个隐士一样活在世界上。直至2011年因病去世。他的朋友曾说:“虽然我一直认为,大手笔当是写在人心中和山河上,而不是在纸张上。但刘迪,如果我们不写,他就真的消逝了。”

关于刘迪的很多问题都是无解的。那位朋友最终也没能说清,刘迪为什么一直选择隐身,那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在现在能够找到的“四五英雄”里,几乎无人从政——尽管他们曾经有过这样或那样的机会。

根据时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的指示,粉碎“四人帮”后,共青团第一次恢复活动,召开“团十大”,一定要有一批反“四人帮”的年轻人参加进来。贺延光、周为民等人被选为共青团第十届中央委员。20多岁的周为民还回到清华任团委副书记、校党委委员,作为“第三梯队”培养。

他被政治推到这个位置,也同样被政治拽了下来。1980年代初,由于参与一次政治活动,他的副书记职务被免。后来,蛇口工业区的总指挥、改革家袁庚来到北京,骑着自行车到清华,亲自将周为民等一批青年游说到蛇口去。

但即便在远离内陆的蛇口,周为民也无法免于政治对其的影响。他当时是“内控对象”,不能到深圳这样的边境地区,深圳市委的一名官员几次要求袁庚将周为民遣回原籍。

1984年,胡启立视察蛇口,袁庚带着周为民一起去见他。周为民还记得,袁庚当时说:“周为民到蛇口没有问题,他无非就是过去那些事情。所谓年轻人在当时的那种背景下,对党犯错误的历史背景了解得不深,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哪怕是做了一些过激的行动,都不应该把他推到敌方去。”胡启立为此事批示,周为民最后得以留在蛇口。

周为民在蛇口曾任职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招商局港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直至1997年离开蛇口。如今他在一家投资公司做职业经理人。此后有关他的新闻大多与商业有关,比如2008年的一条:他所在的公司“正在筹备一个大概10亿至15亿人民币的产业基金投资清洁能源”。

对贺延光来说,远离政治是主动的选择。进入团十大后,他成为北京市青联副秘书长。但那时不少参与镇压“四五”的人仍在岗位上,贺延光感到自己就像个政治舞台上的“花瓶”。

他便申请到《北京青年报》当摄影记者,两年后进入《中国青年报》。在“文革”中听到了太多谎言,因此他格外向往真相。可那时的新闻摄影,“为政治服务”才是原则。1983年暑假,他要拍一张胡同里学生的照片。去之前,还特意在办公室里画了张图。到了现场,就按照草图找几个孩子,“你往这边站站,你往那边站站,就这么拍,天经地义”。

“那时候摄影记者为了达到宣传效果,可以不惜任何代价。像拍解放军的战鹰飞长城,战鹰飞过去,那都是靠专门调度的。我们的新闻照片都是这么拍的。在照片的拍摄过程中你都可以看到,权力无所不在。”他大声说。

其后,西方新闻摄影观进入中国,摄影记者开始意识到真实的力量。“胡同里的学生”是他职业生涯中唯一一张假照片。

在过去62年的人生里,他意识到“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会使人分化”。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了“四五”运动里相当有名的一位代表。他下自行车与对方打招呼,跟他说了几句有关时局的话。可对方变得很害怕,连说,“算了,咱们不提这个话题”。此后,这个人也再没有出现过。

“可能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能改变,但是你不能说你没有历史,哪怕影响一个人。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些人的责任。”贺延光说,“所有政治运动所付出的代价,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我们现在坚定地推崇普世价值的信念,对我们这一段有经历的人,这是一种赎罪的过程。你明白吗?”

这群人是上帝赐予人生的礼物

如今回顾“四五”,周为民觉得那个时候人们的“民主水平并不高”。“包括现在我自己说话动不动就启用毛主席语录。那就是我们熟悉的语言体系。我们这代人,带着太多那个时代留下的痕迹。我们这代人要翻过去,不要期望。”

现在他不大谈政治,不过,他对现在的年轻人感到乐观,“还有80后、90后,好一些70后,我是挺看好这批人。这个社会一定属于年轻人,不属于老年人,社会就是这么发展,像我们年轻时所受的迷信教育,他们身上更少”。

从左到右分别是陈吕蒙、毕谊民、孙庆柱、周为名

从左到右分别是陈吕蒙、毕谊民、孙庆柱、周为名

两年前,周为民开通了微博,而他的第一条微博里写道:“年过五十仍然对世界充满好奇,理想主义因此想看到世界变得更好。”

贺延光是极少数活跃在公众视野里的“四五”运动参与者之一。因为常在微博上对公共事件发言,他被一些人称作“老愤青”,对此他并不开心:“不会吧,什么叫愤青?我就觉得他这个评价不准,我挺讨厌愤青这个词的,我是多温和一个人。微博上表现的,不认识的人以为我多严肃,一天到晚的愤世嫉俗,全错了,我是太快乐的一个人。”

他将“四五”前自己的动机看作“常识的判断,就是社会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可那场运动之后,他开始意识到,“制度其实比人更重要”。

学者刘小枫曾在1980年代提出“四五一代”的概念。在陈吕蒙看来,“四五一代”从总体上说是民主的拥护者和推进者。这一代的主体是那些还在初高中、思想未定型时期就经历“文革”和插队的人。“插没插过队的差别很大,插过队的等于都是端着泥饭碗的。这期间你没有依靠,将来怎么吃饭都是问题。所以思想活跃程度就高。中国现在的最高领导人也经历过这样的时期。”

而今,毕谊民经营着一家从事节能环保业务的企业,同时还在进行“三农”问题研究,他把精力主要放在推进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上,比如,如何将农户组织成小经济体,帮他们进行市场营销、深加工。

他总是精力充沛,喜欢和80后、90后一起爬山,正准备征服7500多米的慕士塔格峰。在拍照片时,他会秀秀自己的肌肉。当摄影师请他表情更放松一点时,他立刻活泼起来:“明白,明白,Smile!”

在“四五英雄”的种种聚会上,他总是热心的组织者,他称这群人对自己而言是“上帝赐予人生的礼物”。他说:“在走上广场之前,我是独自一人;可是离开广场后,我融入了一个群体。”

在接受《人物》采访时,毕谊民毫不犹豫地表示,“四五”影响了他的一生。1976年时,他只是凭着一腔热情和对体制内一些坏人的反感,走上广场,可这样的诉求并未被接受,他还因此进了监狱。“从那时开始,我不再只是控诉一些坏人,而是开始思考整个制度架构。”他也认为,体制改革与制度设计,不能只靠讨论理论,更要靠解决实际问题。

即便在聚会里,他也不大谈论“四五”往事,只是热心地张罗。出门喜欢穿户外装、戴着顶礼帽的他,笑起来像个孩子似的,“我来做联络人,因为我就是这样的性格。你看,大家都叫我‘小毕’,我就是小帅哥的性格”。

聚会临近尾声,有人点起了一根烟,问道:“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想,推进民主应该是渐进式的,像‘四五’这样走向广场来产生这种突变,到底对中国历史有多大意义?”

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带来了一段长长的沉默。

毕谊民曾告诉《人物》记者,他极少花费时间谈论什么“主义”或“意识形态”。他一直参与乡村建设的研究,只想关注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寻求其解决的路径并为之努力。“与其泛泛空谈,我还不如实实在在做点事,只谈‘三农’问题。”

但对于那人提出的问题,其实他早就给出过自己的答案。在一篇回忆‘四五’的文章末尾,他曾写道:“我们回忆‘四五’,是为了不能忘记历史。我们反思‘四五’,是为了不再走向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