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像中国:情趣用品店老板蔺德刚

截至2012年,中国的情趣用品市场总额在数百亿到一千亿之间。性学家李银河则公开估算,全世界70%的性玩具产自中国。十年前那个夏天,因为非典,情趣用品销售迎来爆发节点。十年之后,业内大亨与普通店员一起给我们讲述中国性玩具的故事。

蔺德刚

本文转载自搜狐网,作者王辰

十年之后,蔺德刚仍然记得做第一单生意时的神秘与尴尬。

他在网上与顾客定好了在北京郊区一个公交车站内接头。当天,一个神色焦急的男子匆匆赶来。蔺德刚一只手将黑色塑料袋包着的震动器递给陌生男子,另一只手接过500块钱。两人很默契,没有作更多的交流,各自转身离去。

而今,蔺德刚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情趣用品连锁企业“春水堂”的老板。他的创业旅程,几乎就是中国情趣用品发展史的缩影。

2003年初,IT从业者蔺德刚正在寻觅创业的路子。他在新闻里看到,情趣用品是一个暴利行业,而且相关电子商务企业还寥寥无几。

考虑到消费者不好意思走进情趣店,蔺德刚觉得,这些东西更适合在网上卖。于是,他花3000块做了一个购物网站,开始在家办公。办公用品不过是一部电话,一台电脑而已。

21世纪初,正是网络聊天室刚刚兴起的时代。他登入各家网站的聊天室,起个好听的女孩名字,再选一个漂亮的头像。然后,男性的私聊般便如潮水般袭来。他们会接到蔺德刚设置的自动回复:“成人用品保密送货上门。联系方式……”

十年之后,蔺德刚已经从一个宅男变成了上名百员工的CEO,他已经不记得当年在聊天室里的昵称,“可能是小芳?可能是轻舞飞扬?”

创业之后,蔺德刚的生意开始源源不断。蔺德刚平均天能赚个几百块,很快便月入过万。

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这个销售途径的发明者。但很快,他就发现,聊天室里出现了大批同行。直至10年之后的今天,网络聊天室依然是网店贩卖情趣用品的重要媒介。

两个月后,从聊天室尝到甜头的蔺德刚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建起了春水堂的官方网站,正式创业。

创业的前三个月,一帆风顺。三个月后,噩耗传来。

一场非典浩劫,将人潮如织的北京街道洗劫一空。

就在两个月前,北京市民还在谈论,广东那边抢购板蓝根和口罩是多么荒唐。两个月后,北京的空气中充满了消毒水的味道。每个人都戴着口罩,惶恐的地把双手伸向肥皂、消毒水甚至醋里。

非典刚来的时候,春水堂的生意一落千丈。就在蔺德刚开始质疑创业的选择时,订单突然多了起来。

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放假或者在家办公,人们要尽量待在家里,降低非典传播率。于是,做爱做的事情,是市民除了看电视和上网之外,不多的选择之一。

于是,在白天,蔺德刚偶尔也会看到,前后楼的房间拉起了窗帘。与此同时,春水堂的生意也达到了高潮。

非典期间,春水堂卖得最多的是安全套,其次是润滑油。就连《金瓶梅》里西门庆和潘金莲使用的那种性爱秋千,春水堂也卖出了3000多台。

蔺德刚分析说,这是因为人们的心态已经从最初的恐慌变成了坦然。“人们开始接受这场灾难,让自己去适应相对舒服的灾难中的生活。而这一切,足以让人们酝酿出更高的情欲,需要比平时更经常地开闸泄洪。”

2003年对于中国性趣用品的销售来说,可谓是爆炸的一年。在北京情趣用品界工作过十几年的朱玲女士回忆,2003年,她所供职门店的营业额比2002年增加了5倍以上。业内的同行也基本有同样的反馈。

2003年另一个推动中国情趣用品行业发展的大事,是政策的开放。

2003年8月28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发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仿真式性辅助器具不作为医疗器具管理的通知》。从此,国家对中国的性用品放松管理,不再是特殊商品,无需前置审批。

政策改变了行业的生态。 从2003年起,中国的情趣行业,迎来了迅速发展的十年。据统计,截至2012年,全国约有500个生产性用品的工厂,超过20万家情趣用品商店。

根据多位业内人士和专家的估算,截至2012年,中国的情趣用品市场总额在数百亿到一千亿之间。性学家李银河则公开估算,全世界70%的性玩具产自中国。

事实上,情趣用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年前。1993年,一位叫吴伟的温州商人拿到了国内第一张关于生产性玩具的批文。此前,他刚刚成立了名为“亚当夏娃”的中国第一家情趣用品商店。

2002年,美国《时代》周刊报道了吴伟家族的故事,称吴伟的公司已跻身世界同行业前十名,并赞誉吴伟为“中国的性玩具大亨”。

十年之后,这位特殊的“中国大亨”在受访时,这样形容行业爆发的原因:“人需要性工具,就像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一样平常。

“丢不起这个人”

在高速发展之外,这些特殊的从业者,仿佛生活在阴影之中。偏见与尴尬如影随形。

朱玲是北京一家情趣用品商店的店长。很多去情趣店找工作的都是年轻漂亮的女孩。面试时,必不可少的一个问题是:“你有男朋友吗?”

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你是处女吗?你有固定的性生活吗?”

朱玲回忆,几年前,曾有求职的女大学生投诉,说公司面试涉嫌性骚扰。这让她很无奈:“毕竟,让一个没有性经验的女孩儿来做情趣用品销售,对她个人来说,非常尴尬。对公司来说,简直是灾难。”

朱玲在店里负责培训。每当有新员工入职时,她总要向她们重复同一番话:“我们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是光明的,我们将可以正大光明地行走于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度,告诉他们我们的职业。无论什么样的客人,在我们店里,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我们要让他们不再羞于启齿”

灌输了这些概念之后,朱玲才会跟新员工谈到工作内容和销售提成的问题。

事实并不像朱玲讲的那么美好。生于1990年的店员刘莉回忆,她每次去上班的时候,身旁的路人总是眼神暧昧地看着她,神情似笑非笑,“好像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刘莉几乎每周都会遇到这样的客人——他们要么在销售员身上揩油,要么用语言羞辱她们,比如:“既然按摩棒这么好用。那你们晚上没人的时候,会不会偷偷的用啊?”

依照店里培训,针对这些问题的统一回答是:“抱歉先生,我们只谈工作,不涉及个人问题。”

蔺德刚也经历过种种尴尬。春水堂刚刚成立时,一个老大爷到店里收废品。一屋子充气娃娃和按摩棒看得他瞠目结舌。

出门时,老大爷回头看了看蔺德刚,轻声劝说:“小伙子,要点儿强。你这么年轻,干点儿啥还养活不了自己呀……”

看蔺德刚单身,一个女性朋友带闺蜜跟他喝茶。事后,这个女性朋友告诉她,如果蔺德刚不是做这个行业的,就把闺蜜介绍给自己了。

几年后,春水堂刚刚走上正轨。在酒吧喝酒时,蔺德刚的朋友带了一个30多岁的女伴,在国外学物理,刚刚留学归来。蔺德天真的以为:这回终于能见到一个可以接受自己职业的人了。

然而,当知道蔺德刚毕业于南开大学物理系,却开了一家情趣用品店时,她情绪激动地说:“你以后别说你是南开大学毕业的,也别说你是学物理的,我们丢不起这个人!”

创业之初,一个40岁的女人到春水堂办事,看完仓库里的存货,她临走时对蔺德刚说:“你的女人该多幸福呀!”蔺德刚至今也不知道,这到底是褒还是贬。

北京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认为,对情趣行业,是基于深层的文化背景:对性的娱乐价值的否定。在中国传统观念的定义中,性应该是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

一个乐观的现象是:这种传统观念的束缚正在逐渐消除。

蔺德刚说,从前,在春水堂的消费者中,80后是一个大群体,70后位居第二。随着90后逐渐成人,在2012年,90后消费者已经超过70后,跃居第二。去年,90后在春水堂的消费,占总销售额的20%以上。

在公司的招聘中,也有越来越多的90后面孔。比起80后来,90后在面试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尴尬,更加坦然。很多90求职者向蔺德刚表示,他们之所以来面试,是因为从事情趣用品这个行业,显得与众不同,很“酷”。

或许,随着90后登场,道德的解绑成为“性爱大亨”们甩掉尴尬的出路所在。

“耻于侃价”和“催情假药”

究竟什么人在消费性玩具?

蔺德刚说,据统计,这些年,大学生中使用情趣用品的数量一直在增长。“我这句话,可能会让道德者的批判,或引发大学生父母的忧虑。然而,真正值得焦虑的,是学校周围的发廊、洗头房。比起发廊小姐来,情趣用品要干净、卫生也经济得多。另一方面,情趣用品可以减少女大学生去做人流的次数。”

在吴伟看来,情趣产品甚至可以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

“它可以降低性病的发生率,挽救濒临破裂的婚姻,甚至减少强奸等犯罪活动。”他以美国的情趣行业为例,“美国的经销商们会为监狱、远洋船队、军队等提供性玩具。”

热销伴随着暴利。据朱玲透露,情趣商店柜台里那些看上去诱惑的性感内衣,实际上用的是最粗糙的布料,一组售价为500多元的护士、教师、女警COSPLAY三件套,进价不足100元。有近500%的利润。

一盒避孕套,进价大约2元钱,在情趣商店挂上新功能、新品牌的字样,却可以卖到几十元甚至上百元。而一些所谓的神油、喷雾、消炎药水……一经性用品店转手,价格立即飙升10倍以上。

一位淘宝情趣店店主透露,淘宝上的情趣用品价格约为门店价格的40%到50%,“但依然是暴利”。

不菲的提成成为销售员们工作的动力。刘莉说,她所在的店里,销售员们的月薪低的也有7、8千,多的一两万不等。

根据蔺德刚的统计,从2009年起,连续几年,春水堂的销售额以每年70%的速度上涨。

成人用品店在中国随处可见

成人用品店在中国随处可见

暴利的另一个原因是:买家往往羞于侃价。

在门店,消费者少有议价的习惯,进来的时候本就慌慌张张,问了价,付了钱,转身就走。很少有人会讨价还价。

在朱玲的记忆中,这样的情景并不少见:一个女人,拿着坏掉的性玩具来退换。店员没好气地回答:“是你用的方法不对吧?看过说明书吗?你怎么用的?”

这时,女人往往会脸一红,根本不好意思回答,转身就走。

性趣用品门店里,利润最大的,还要数催情药。

催情药俗称春药。情趣用品店中,常见春药有四种:催情水、催情粉、催情口香糖和催情巧克力。

在从事情趣行业之前,蔺德刚就尝试过几次催情药,但均无效果。

春水堂开业后,他和做成人用品批发或者零售的同行聊起业务,才知道:中国所有正规的情趣用品店里的催情药,全部是假的。一个最简单的逻辑是:如果有哪个店敢卖真的催情药,万一因此引发了强奸案,店主就要付相关的刑事责任。

而情趣店里所谓的催情药,多半是维生素片,一片几分钱,却可以卖到几十甚至上百元。

蔺德刚透露,面对上门购买催情药的顾客,业内有统一的回答:“这种东西,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做到像说明书那样欲火难忍那是不可能的,它的作用类似于催化剂,关键还看你们自己的感情发展。”

从业者们早就抓住了顾客心理——这个东西买走之后,就算发现没用,顾客也不好意思回来退货,只能认栽。

2003年,一个顾客想在春水堂上购买催情药。他告诉蔺德刚,自己购买催情药,是为了趁出差迷奸女同事。

当时,蔺德刚觉得,自己看到了人性中最阴暗的一面。到了 2004年,他终于扛不过“假药”和“迷奸”的双重道德压力,在春水堂上下架了所有催情药。

“其它的情趣用品店里,依然挂着琳琅满目的催情药。它们的包装越来越精美,广告越来越夸张。然而,无一例外,全是假的。”

黑暗与光明

暴利与假货催生了这个行业的混乱。作为一个边缘化的产业,其监管成为难题。回顾十年历程,“中国性爱大亨”们纷纷表示了对未来发展的隐忧。

吴伟说,1992年他在创业考察时就发现,当时情趣店里的商品,大都是地下工厂买来或走私进来的。

时至今日,一些城郊结合部性用品店里的产品质量依然没有保证。他们的货源多是从非法渠道购进,存在很大风险。

然而,这些性用品店很少被人投诉。一个原因是,门店主要销售对象为外来人口或流动人口,另一个原因则是消费者羞于启齿。

几年前,春水堂曾经发起过全国加盟门店的活动,一度在各大城市拥有200多家加盟实体店。

然而,蔺德刚慢慢发现,为了牟取高额的利润,很多地方城市的实体店挂着春水堂的名义,却从不法的途径买进不符合春水堂要求的低端产品。

这种现象逐渐泛滥,直到两年前,为了维护春水堂的品牌,蔺德刚不得不叫停了门店加盟。

情趣用品公司欢喜堂CEO栗卫国指出了阻滞行业发展的关键:做为一个发展将近20年,最高估算约有一千亿产值的行业,竟然没有任何一个主管单位牵头制定行业标准。

“行业标准包括产品原材料安全性标准,硅胶是否安全无毒,电子件是否合格。包装设计标准,不能太暴露、色情。销售标准,店里不是什么都能卖,保健品和药品就要看是否要归到药房渠道。”

粟卫国也说,这么多年了,这个国家标准始终千呼万唤不出来,大家也很为难。如果标准定的高了,那么只有少数几家大公司能存活。如果定的低了,又没有任何意义。

就在权衡与妥协之中,中国的情趣行业始终乱相丛生,让消费者难有安全感。

业内人士指出,情趣行业恰恰是最需要监管的行业。因为它们可以直接接触消费者最私密的地方,也是最脆弱的地方。如果情趣用品的制造材料里含有对人体有害的东西,因而造成私密处发炎等损害,可能致病。最严重的后果甚至会引起不孕不育。

朱玲认为,目前性用品店申请手续简单,多部门同时监管存在空当等也是该市场有许多无证经营现象的原因。

“开一间性用品店,只要有工商执照,国税、地税手续齐全即可。”一位店主说。而且,根据国家现有法规,对性用品店采取的是工商、药监、质检、卫生、计生等多部门同时管理的方式,即与计生部门有关的由计生部门处理,与医药部门有关的由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批,有无经营执照的由工商部门管理,等等。没有一个专门的监管机构,使得一些非法性用品店有空子可钻。

除此之外,蔺德刚还指出,中国的情趣行业遭遇了政策上的瓶劲。性用具这个东西,按照国家的政策规定,一是不能做广告,二是不能公开在媒体上做促销。

“在西方,性用具主要是靠成人杂志上的广告来推销的,而中国大陆并没有成人杂志这个东西。酒再香,也怕巷子深。广告分级标准也是中国情趣行业的迫切需求。”

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渴望着国家制订关于情趣行业的统一标准。他们的共同心愿是:有一天,这个略显灰色的行业能够光明正大地登堂入室,走进多数中国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