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像中国:平民与领袖

在《人物》杂志2013年第8期的专题中,4个中国平民扮演了4个著名的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卡斯特罗、查韦斯、蒙博托、卡扎菲,并与《人物》记者交换了他们对于领袖、官员、民主、选票等政治问题的看法。

4个人的年龄跨度从20多岁到70多岁;出身各不相同:农民、市民;职业各式各样:模特、小卖部帮工、大学生、高校教师;他们对于上述主题的理解五花八门,甚至截然相反。

这组充满分裂感的影像,便是今日普通中国人政治心态的某种缩影。

钱宝昌:“要不是这些领导,我早就死了”

作者:陶冶

钱宝昌,75岁,出身农民,职业模特,扮演角色:卡斯特罗

76岁的钱宝昌先生个子矮小,瘦骨嶙峋,一溜长胡须稀稀拉拉快要拖到胸口。平日里,他到北京高校里的画班做模特,“混口饭吃”。前不久,负责拍摄的制片人找到模特公司,希望有人能扮演“卡斯特罗”,钱宝昌被选中了。他最关心的事情是:给多少钱哪?

照片刚拍完,他从高脚座椅上慢慢滑下来,一动不动地,盯着电脑显示器里的大胡子老头看。

“您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那个人不是我吗?”

“那您知道卡斯特罗吗?”

“那不知道,没看过,不明白这个事。”

但让他说说他所知道的中国领导人,他能数出一串来。10年前,钱宝昌坐火车到北京讨生活,在出租屋里他这辈子第一次看电视,“终于瞧见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胡锦涛、习近平……晚上没事的时候,他在家守着电视看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尽管不识字,视力、听力也都不太好,他还是会把“前面一点的”中国领导人新闻看完。

“在旧社会没有这个,我现在做模特,一天还能挣个几十块钱,能吃上饭。要不是这些领导的话,哪有我们模特吃饭的地方?那我就得死在大街上。”他斩钉截铁地说。

对于钱宝昌而言,能不能吃上饭是最大的问题。来北京之前,钱宝昌在黑龙江省鸡西市麻山区麻山公社麻山大队良种二场当农民。从小到大,他给人家放牛、看农场、赶牛车、铲苞米地。读书读到八九岁,不爱念了。他回望过去七十多年,看过“牛鬼蛇神”、“戴大高帽的”,吃过“大锅饭”,摸过毛主席语录的封皮,但因为“没文化”,绝大多数时候,他弄不明白,更不参加。“我没干过坏事”,他反复强调。

极少数情况下,他会凑一下热闹。有一年生产队选举,他为小个子会计魏友生投过票,因为“人挺好”,又相熟,还帮了他不少忙。钱宝昌将近40岁时成了家,老婆比他小十几岁,生下第二个孩子没多久就和他离了婚。他没文化,只能干些粗活儿。

一个人拖两个儿子长大,他度日艰难。他感叹自己还活着。村长、书记一代一代都死了,“都是好官哪”。他已经记不清那些名字,只记得抽过他们的香烟,然后投过几张票。

十几年前,老家的良种场倒闭了,长大的两个儿子不养他。像不少孤寡老人一样,要活着,就得自己挣钱,他叹了一口气,出门打工。

“邓小平好啊,他要不提出改革开放,我们这些人就不能到北京来,对不对?因为改革开放都往‘钱’看嘛,现在我这么大岁数出来就是为了钱。”他四处找事做,“现在有口气,我能活动我就得活动。”

在北京,他年纪大了,很多工作都不要他。后来,一家模特经纪公司碰到他,让他去学校“往那一坐,画头像,画半身”。通常,他一天坐7个小时,挣五六十块钱,花20块吃饭,心情好的时候,要一瓶二锅头。“毛泽东那时候穷的富的都能吃上饭,吃大锅粥,大伙儿都去。现在生活提高了,有肉有酒。”听起来他挺满足。

在他看来,如今还能活一口气,吃得上一口饭,应该“感谢共产党,感谢领导人”。“(要是)没有生活来源,想想吧,那早就死了。”他说这话时有些激动,搁在桌上的双手一直抖。

中午吃饭的时候,钱宝昌佝偻着背,把拍摄现场的塑料饮料瓶都搜罗了一遍,然后捆进塞满废品的麻袋里。他的经纪人李师傅让他趁热吃饭,他没搭理。对他来说,几个瓶子也能卖点钱。他把它们都捆牢了,才安心坐下来。

到了这个岁数,除了赚钱,钱宝昌感兴趣的东西越来越少。有一天晚上7点,从清华美院到望京,他挤在回家的公交车上看《新闻联播》,习近平访美,“和外国人握手”,他琢磨着:“啥时候我也能握上一握呢?”

丁全:“老百姓说话,谁听啊”

作者:刘君萍

丁全,47岁,出身北京市民,职业小卖部帮工,扮演角色:查韦斯

扮演查韦斯的这位先生叫丁全,《人物》记者在北京服装学院对面的一家小卖部找到了他。柜台右手边不到5平方米的逼仄空间就是丁全生活的地儿,他在这里吃饭、睡觉、看闪着雪花的13英寸黑白电视。带我进来后,他什么话都不说,只不好意思地一笑,摊着双手站在门口。

《人物》记者在小卖部旁的餐馆里和丁全一起吃了晚饭,试图聊聊他理解的领袖、官员、政治,却发现这并不容易。

他不健谈,甚至有些迟钝,说话声音很小,有点口齿不清。在我们交谈的3个小时里,他回答得最多的一句话只有15个字,“没什么幸福可言,也不快乐,就活着吧。”

他对查韦斯的理解是:反美斗士,委内瑞拉。除此之外不能再说出更多。这个信息来自他看过的《北京晨报》。在那里上班的妹妹给他订了全年报纸,这是他知晓外部世界的的唯一渠道。

这是丁全在哥哥丁宝华的小卖部里干的第14个年头,他负责卖货和看店,除了每日机械式地为顾客报价、拿货、找零,他几乎与这个世界绝缘。连小卖部门口卖菜的大爷也对他没什么印象——他不做饭,如果哥哥没从家里带午餐来,他就在小卖部“凑合吃点”。

他从不看《新闻联播》,也不关心十八大,领导人换成谁都和他没有关系,“有关系你也解决不了问题。”

这个“问题”指他的档案,丁全此前开过出租车,从出租汽车公司辞职后,档案丢失,他的医保、社保、养老保险因此没法办理。

他去市委接待处上访,被告知去交通局查原单位。交通局说原单位已合并,去劳动人事局。劳动人事局说只接管两年以内的档案,两年以外一概不管。去问街道,街道说没单位的才在街道,你以前有单位,不归街道管,去劳动人事局补办。他又去劳动人事局,被告知个人补档必须是“公家对公家,单位对单位”。丁全再去交通局找原单位,回复是“都合并了,找不到了”。

他就此作罢,10多年再没向哥哥丁宝华提过上医保的事儿。丁宝华很无奈:“都是打官腔,踢皮球。你跟我们聊什么政治,我们是最底层的老百姓。政治跟老百姓没关系。”

在他眼里,弟弟丁全此前并不像现在这样“木讷”。他至今记得丁全小学五年级时还被选去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占了全班唯一的一个名额。丁全认为“毛泽东很伟大”,在广播里听到他去世的消息,10岁的丁全一下子“头都蒙了,放声大哭”。 他把双手放在脑袋上,比划当时的震惊和难过。

这一年“四五”运动当天,他还和哥哥从西直门外走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沿途捡了小白花,插在长安街的松柏上。

他见过的最大的领导人是胡耀邦,那时候他的车被包租,拉几个日本青年参加北京中日青年交流中心二十一世纪饭店的奠基仪式,看见胡耀邦拿铁锹挖了第一铲土。他对这位领导人并不了解,唯一的印象是“个子不高,就一老头”。

年轻时他载过黑龙江省某市市长,市长来党校学习,总政招待所包了他的车。他拉市长去阜外医院看亲戚,又去了一趟大观园,在那里他和市长、市委秘书长合了个影,市长说“我回头把照片寄你”,但丁全一直也没收到。

每天闲着的时候,丁全就坐在小卖部门口,他见城管追着小贩跑,再把车掀翻了,有时候也打人。他表示理解,“都是工作,为了吃饭。”又说,“打人不对,但谁管得了。”

《人物》记者问丁全,没有社会保障,会不会觉得不安定。他回:“吃不上饭了,就找国家去。”

“去哪儿找国家?”

“街道什么的,那不都是国家吗?”

“街道不管呢?”

“没办法,那就死吧。”

《人物》记者离开时,丁全忽然抬头说:“老百姓说话,谁听啊。”这是他主动跟我说的唯一一句话。

沈帅:“我穷尽一生的努力,也不可能达到毛那样的地位”

作者:陶冶

沈帅,25岁,学生,出身农民,扮演角色:蒙博托

沈帅先生端坐在镜子前,眉头紧锁,尝试摆出一副严肃的脸孔。他的面颊被化妆师越抹越黑,他盯着镜子里那人,瞧了又瞧,觉得倒是真有点像“蒙博托”。

不过,即使戴上蒙博托标志性的豹皮帽子和黑框眼镜,他仍不太清楚他扮演的这位黑人领袖是个什么来头。和卡扎菲一样,“都属于第三世界”,拍摄前,他临时上网查了资料,“他们往往通过武装暴力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是将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领导人。”

从湖北荆门小山村到北京服装学院摄影系,接受了10多年“思想政治”课教育的沈帅能一口气说清楚“三个代表”。但在大学生沈帅眼里,思想政治课显得作用不大,“好比我本来学的摄影,跟数学没什么直接的关系。”

大学期间选人大代表,“让我们学生投票时要指定选那个(候选)人”。沈帅说起这事儿时,往后一仰,突然狂笑起来,“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很扯淡,我根本不认识(那人)。”他耸耸肩,“但是平时我们一般不谈这些,顶多调侃几句。”

在沈帅看来,领导人和他们的谈话会影响很多东西,他们就像家长,“当然,这个大家长不好做,因为(家)那么大,他需要顾及的东西更多。”

“我小时候非常崇拜毛泽东,觉得他好高大。那会儿我哪儿会判断?别人给我的东西我就认为是对的。”长大后接触多元化的信息,就不崇拜了,现在他只是欣赏。“因为在我的人生观里,哪怕我穷尽一生的努力,也不可能达到毛那样的地位。”

少年时代的沈帅,幻想过长大了当官,他希望像包青天那样廉洁秉公、为民服务。他当过最大的官是上小学时老师和同学们选他当的劳动委员,放学后大扫除,他带头干活,在他的记忆里,从没吆喝命令过别人。他荣获“三好学生”称号,比大多数同学提前加入共青团,“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挺光荣”。有一段时间,沈帅特别调皮,老师没收了他的团徽,这“惩罚”让他“痛苦”,为此,他认认真真写了一份恢复团员申请书。

“现在不觉得痛苦了。”沈帅说,“还有3年就退团了,我只有在交团费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团员,大多数情况下我不知道团员到底有什么功能。”

今年,沈帅25岁,父母都在湖北农村,他一个人在北京学艺术,没钱的时候会跟同学借钱。跟他比起来,进体制内的发小似乎生活得更好,几个好哥们儿“托关系”入了部队,昔日的同桌女孩被“后台很硬”的父亲安排进公务员系统,坐在宽敞明亮的政府办公室里,“没被太阳晒”。

沈帅的一个亲叔叔,早年从倒闭的国企下岗,快40岁时参加当地公务员考试,取得那年笔试第一的成绩,却感到焦虑,差点被其他竞聘者挤掉。“后来上了,找关系找着了。”沈帅说。他的一个表妹没有这么幸运,找到的关系不够硬,最终没考上。他说着又狂笑起来,“看谁的关系硬呗”,他重复了两遍。

不过,沈帅一点不羡慕:“这种生活我觉得不舒服,像是浪费生命一样。”“他绝对不会考公务员,他很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沈帅现在的室友、好哥们儿张宴玮说。

他几乎不看《新闻联播》,也极少关注领导人换届大会,“我想我不是特例。”但沈帅很清楚,政治还是会不可避免地影响他的生活:“今天油价、房价涨了,政治会干预经济。如果太在意这些,就会觉得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操蛋,这就是我的问题了。我也可以不用那么在意它,这样起码心理上觉得好过一些。”

最终他越来越不关心政治了。只是偶尔,他会对社会上非常不公的新闻“嘀咕几句”。

“如果今天我碰到了习近平,我会很尊敬他,但是我还是会对社会的一些现象表示不满。不过我不会提,这个东西不是我提了就能改变的。”

刘宁:“中国不能乱,绝对不能乱”

作者:刘君萍

刘宁,56岁,高校教师,北京市民,扮演角色:卡扎菲

化妆师在刘宁先生的下巴上又粘了些假胡楂,第5遍补妆后,他认为终于化出了和卡扎菲胡茬一样的“粗糙感和沧桑感”。

刘宁穿上卡扎菲造型的咖色长袍,戴上黑色帽子,转身在镜中打量了一会儿自己,摇了摇头:“还是不像。”

“没有独裁者的凶狠。”他补充道。

这位北京服装学院环境设计专业的老师对“独裁者”的定义是:专制,凶狠。他去年读了卡扎菲传记,认为领导者的独裁专制为利比亚动乱埋下祸根,“一个国家乱了就完了,腐败也好,改革也好,就是不能乱。”

《人物》记者开始与这位卡扎菲扮演者聊他眼中的领袖、官员、民主、选举,在我们交谈的两个小时里,他共提了22次“中国不能乱”,每次说完后停顿几秒,再加一句“绝对不能乱”。

刘宁1957年在前门大街的炭儿胡同里出生,56年来一直没离开过北京城。他崇拜毛泽东,认为他“通晓古今,尽管犯了些错误,但功绩伟大”。他现在还有上网搜索观看这些领导人纪录片的习惯,“什么都看,批判的看,歌功颂德的也看,看了以后觉得太假了,但我知道它哪里假。”

刘宁也爱看《新闻联播》,“它是主流的,中国这么多民族,到处都想独立,没有一个主流的声音,国家不就乱了吗?中国不能乱,绝对不能乱。”但他马上又说,“它美化国家的地方也很多。”

刘宁称他以前看过的一条电视新闻听来匪夷所思,记者采访时任北京市市长的陈希同,问陈每月拿多少工资,又问每月抽多少烟。陈回每天抽四五包中华,记者一算,说你的工资都不够烟钱呢,烟钱是你工资的两三倍。陈当场无言以对。

陈希同是刘宁接触过的“最高级别的官员”。1988年,陈希同提出合并当时的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中国金融学院、北京服装学院,整合资源,建立综合性大学,并为之起名为东方大学。那时刘宁是联合征地办公室负责人,他拿着设计图纸去北京市委找陈希同签字,没找到本人,就找副市长、副书记,但都没人签,转了一圈后一位副书记告诉他:“这事儿你还得找陈希同,去旁边的二层小楼吧。”刘宁被小楼前的站岗士兵查了半小时,审了半小时,还是没见成。

一个月后看到陈希同贪污的新闻,他才知道那时陈希同已被双规。东方大学的规划和修建也就此搁浅。

这之后,刘宁觉得“政治就是时代对人的选择,譬如江泽民就是这个时代选择了他”。

这是让刘宁引以为傲的思考方式,“我总能从国家、民族、未来的角度考虑问题。我记得那时刚改革开放,大家说,这不是资本主义吗?我就觉得,这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血儿,这是一个结合的时代。邓小平有主见,有头脑。”

刘宁自己分析,这种“从大局出发”的思考方式源于他从小做班干部的培养。“初高中我当团支部书记、班长,插队又当知青队长,想的问题就多一些,反正我一直能从大局考虑问题。”

这位大学老师偶尔也给实验室里做设计的艺术生们做“政治引导”:“第一,让自己掌握一门设计能力,能在社会上生存,就像毛泽东闹革命,你得先生存。第二,关心贫困地区的教育不平衡,为他们做点善事。”

他并不愿意让学生谈太多关乎政治的东西,“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懂政治,把自己的主业干好,国家就强劲了。”

但刘宁知道每个人都与政治分不开,他在受政治影响的大环境下长大,经历“文革”、改革开放、互联网时代,“政治就像空气,你离不开它。你说你跟空气是什么关系?你离不开,你烦它也没有用。”

他关注十八大,对习近平充满期待,认为他“既有强硬手腕,又能体察民情”。他希望习近平能像蒋经国在台湾一样,“推行民主化进程,控制好改革。”

但是,“宁可政治上不进步,停滞不前,国家也不能乱,绝对不能乱。”他顿了顿,再次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