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像中国:90后“贱民”

南京22岁母亲乐燕出门找寻毒品,把两个亲生孩子活活饿死在家里。回顾其如遭诅咒般的人生,乐燕被父母遗弃、黑户、半文盲,流浪街头,最终沦落风尘并染上毒品。成为母亲后,又将不幸的童年复制到两个饿死的孩子身上。

专栏作家顾则徐将乐燕形容为现代“贱民”,他们无法获得最起码的权利与尊重,且极易成为悲剧诞生的沃土。

本文原载于《南方周末》,题为《复制“贱民”:南京饿死女童母亲的人生轨迹》,作者张瑞

为了找毒品,南京22岁母亲乐燕离家饿死了自己的孩子——3岁的李梦雪和1岁的李彤。2013年6月21日,当警察破门发现姐妹俩被风干的尸体并找到乐燕时,她正在一家快餐店吃汉堡。

乐燕保持了异乎寻常的平静,直到后来审案人员将现场照片塞到她手上,她才爆发式地嚎哭起来。

乐燕的丈夫,两个死去孩子的父亲李文斌则相信孩子与其心连心,死前都带给他讯息。2013年5月29日,同样因为吸毒而在南京市龙潭监狱服刑的李文斌被缝纫针扎进了左手食指,削去了指尖横侧的一片肉。鲜血直流,疼痛万分。

“当时做的,就是一两岁小孩穿的牛仔裤。孩子肯定就是那天走的。”回忆时,这位在“道儿上”混过的小伙子眼睛眨巴,语气镇定。然而9月3日,李文斌出狱后在殡仪馆冷藏柜里看见两个孩子的遗体时,却再也控制不住了,朝天大吼——“太狠了”。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乐燕被外界塑造为一个无知、堕落和狠心的母亲形象。9月18日,她站上了被告席,首次面对愤怒的大众。在最后陈述中,乐燕半陈述半提问地说:“一个从来没有得到过爱的人,怎么给别人爱?”

黑户

至今,在乐燕出生的沿河村小区,人们对幼年乐燕的印象仍大多集中在那两道“稚气但仇恨的眼光”上。一些邻居还形容,她后来对待两个孩子的方式完全复制自她的童年,“像坐牢一样”。

“那时乐燕大概有七八岁,有一次我和我女儿上楼,看见她一个人坐在防盗门后面的地上。”邻居贾琪(化名)说,“我好心去跟她说话,她突然把防盗门摇得哗啦响,还用牙咬铁杆。”

乐燕的母亲来自南京城郊的农村,在打工的中途认识了她的父亲,一个沉默的技校学生,彼时,乐燕的爷爷乐生(化名)在国营的南京汽车厂工作,计划经济时代工人阶级天生的优越感让他们无法接受一个农村的儿媳,亲手击碎了这场地位悬殊的爱情。

1991年12月,乐燕出生,没过多久,她在饭店当服务员的母亲,因为在公交车上偷窃,被判两年劳教,解教后远走他乡,而她的父亲,则因盗窃罪,永远失去接自己父亲的班成为工人的机会,一样出走他地。

从此,乐燕便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她的爷爷会带着她去附近的公园散步,奶奶每天在楼底的过道跳绳,让孙女在一边看。夏天时,上下楼的邻居有时看到他们家开着门,两个老人和一个女孩,围坐在客厅打扑克。

但老人终究无法取代父母。况且,当他们出门时,他们就把乐燕关在家里。这让她变得暴躁而阴郁,比如从窗台往外乱扔东西,一个人在屋子里大喊大叫。而父母未婚生育,乐燕是黑户。在中国,黑户数量已达1300多万,几乎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1%。

对一个孩子来说,黑户的直接影响就是教育。乐燕一直无法上学。直至2001年,她10岁,才在社区的安排下走进附近的小学。

可学习并不顺利。贾老师是乐燕三年级时的班主任,她记得这个无心向学的大个学生,每堂课开始,贾老师都要站在讲台上点名,“乐燕呢,乐燕哪去了?”其他学生告诉她,乐燕在操场上。

贾老师很想帮她,可没法接近她,“她总是用很仇恨的眼光看我们”。

乐燕的爷爷当时有一辆三轮车。每天早晨,他骑车送她上学,下午放学再接回去。可三年级时,放学后,老师们经常看见她的爷爷骑着空车,满大街焦急地寻找。

2004年,乐燕从学校辍学回家。她13岁了。某一天,她离开了家,再也没有回来。

江湖

乐燕离家出走的这一年,她未来的“丈夫”李文斌也获得了自由——被放出了监狱。

李也是一个问题少年,出身农村。2003年,李的人生被一部手机改变。他的老表和几位朋友拉他到南京玩,还把偷来的1600元给了他。这让李文斌蹲了一年监狱,那年他18岁。

在李家原来住的地方,如今耸立着一座赭色的家具厂。整个村都消失不见。一条双向六车道的公路碾过村庄。公路两边,田地被平整,村居被拆掉,崭新的建筑拔地而起。

这一切起始于2005年,政府规划了“园区带镇”的发展战略,在城市扩张与经济增速的浪潮里,科创园比一个小村,更体现时代精神。

李家是第一批被拆掉的,城市修到了家门口,刑满释放的李文斌决定去城市闯荡。

第一次是应聘保安,人家看见他手上的文身就把他挡了回来。李文斌左手小臂上有一只雄鹰,这是监狱送给他的礼物。

“在牢里,看见他们都有文身,我就让他们帮我文一个。”牢房里啥也没有,一个狱友找来某洗衣粉的包装,将透明纸铺在洗衣粉的袋子上,用笔将老鹰描下来,然后覆在手臂上,用针沾着墨水,一点点扎进皮肉。

后来,李文斌听说当货车司机赚钱,又去考驾照。但文化水平低,交规只考了30分,补考两次都失败。

大路不通走小路。李文斌开始和兄弟们混社会。七八个膀大腰圆的年轻人,讨过欠账,看过赌场,当过打手。

但在李文斌的说法里,江湖似乎并不危险,一次,一个电话打了过来,说老板和人起了冲突,让他们赶紧过去。当他们赶到时,那两个人还在原地理论。“根本打不起来。”李文斌觉得没意思,掉头就回来了。

对这段时光,李文斌最愿意说的是“好玩”。兄弟们一起下馆子,K歌,吃夜宵,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喝醉了一个眼神不对就要打架。

他开始频繁从家里要钱,最多的时候,一个月他要花掉6000块。家里的钱在父亲那,2002年受了工伤的父亲瘫痪在床,他便站在床头向父亲要钱。

2006到2007年,李文斌说那是他一辈子最舒服的日子,成天就是吃了睡,睡了玩。在他最快乐的那段时光,他碰到了日后的妻子——坐台小姐乐燕。

“她唱歌不好听,五音不全。”李文斌说。

“就算在坐台的小姐里, 她也是失败者”

离家出走后,乐燕在酒吧做过推销员,也在理发店打过杂,餐馆洗过盘子,足疗店当做学徒。她常常身无分文,有上顿没下顿,找不到地方住就在车站睡觉。还曾被人绑架到中山陵,幸好逃了出来。一次跟人吵架,背上还曾挨了一刀,留下伤疤。

后来,认识她的人再见到乐燕时,她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孤独而冷漠的少女,而成了欢场上,一个汲汲于欢乐,向男人们大献殷勤的女人。

这是她的生存方式。

坐台小姐,无论是陪喝酒还是陪唱歌,“玩得开”都是最重要的素质。

“玩”的内容可以是明码标价,在南京酒吧街上的一家KTV,坐台小姐的出场费分为200、300、500和600四档。200只陪喝酒唱歌,300档可以让顾客适当的上下其手,500档的坐台小姐将身穿三点式,600档的将罩上完全透明的衣服,薄如蝉翼。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自来熟,还得懂得揣摩顾客的心意。如果小姐本身不漂亮,那就更难了。

乐燕就属于后者。她以坐台为生,却似乎算不得一个好的坐台小姐。

陈林(化名)就是这么觉得的。

乐燕在法院上

乐燕在法院上

2010年,陈林和朋友们在一家酒吧喝酒,一个女人朝他走了过来,一屁股坐在了他的腿上,一手搂着他的脖子,一手端起酒杯。

朋友向他介绍,这是乐燕,乐燕很高,身材偏胖,“她穿得真挺暴露的”。

乐燕大大咧咧的,能喝酒,自来熟,一直喝到凌晨2点钟。散伙时,乐燕找陈林留了电话。第二天,她就约他出来。

陈林不喜欢她,她不够漂亮,还是在外面混的。“这样的,我玩不起。”

坐台的小姐中,许多都有“溜冰”(吸冰毒)的习惯。在夜场和老板们一起吸的,是专门的冰妹,也有坐台小姐,深夜下班后,自己买上200块的“货”。

乐燕曾经和这样一个坐台小姐一直生活,乐燕认她当姐姐,每天晚上,姐姐会自己出钱买上冰毒,在工作结束后带着乐燕吞云吐雾,但当乐燕有了钱,她却把买来的冰毒藏起来,不和姐妹分享。“让人寒心。”一位姐妹说。乐燕的朋友于是更加凋零。

“就算在坐台的小姐里,她也是失败者。”一位毒友这样评价她。

在她的QQ空间里,有两张图片,一张是“溜一溜瘦五斤”,一张是“嗨药无罪”。紧随其后的,是数个鲜血淋漓的人头落满一地的特效图。

2010年的时候,一克冰毒大概700块,作为一个并不成功的坐台小姐,这常常让她囊空如洗。

2008年,一场车祸,终结了社会青年李文斌的江湖生涯。在傍晚乡间的公路上,一辆从后超车的小轿车,刮擦上摩托车驾驶员李文斌,撞断了他的小腿,一大片肉也被带飞了出去。

他在床上躺了一年才能下地。2009年,期盼4年的新居终于落成,但厄运却接踵而至,先是他的父亲被查出患了血癌,不久过世。然后是他的母亲,胃癌晚期。为了给父母治病,他卖掉了一套安置房,换了17万块钱,可到了2010年6月份,他用7万块装修了房子,是打算结婚冲喜,结果未婚妻也跑了。

“那天她早下班回家,看见我两个朋友在家里吸冰毒,以为我也吸,就走了。我告诉她,我可以去尿检,我真的没吸,但她不信。”

2010年9月,处在人生低谷的李文斌在朋友聚会上第二次遇到乐燕。这一次,坐台小姐乐燕显得非常主动,和李文斌吃过饭,唱过歌后,没几天就自己找上门。

她落落大方地告诉李文斌的邻居,她是李的老婆。李文斌打开门,乐燕就住了进去。“当时真的是太孤单了。”李说。

2010年10月,在朋友的教唆下,李文斌第一次“溜冰”,他出现了幻觉,觉得眼前有刀光剑影。

流民

后来,李文斌发现,这个突然出现的新家,将自己困住了。

2011年1月,乐燕生下了第一个小孩。李文斌说,这个孩子不是他的,是乐燕在外坐台时怀上的。但李文斌最终还是接纳了母女俩。旋即,李文斌看出,乐燕不知道怎么照料孩子,她甚至抱不稳孩子,她似乎缺乏一点正常的母爱或者表达的方式。在随后的一年中,都是由李文斌在家带小孩。

而乐燕依然过着她的生活,生完小孩不久,便恢复了晚出早归的坐台作息。这一次,她从酒吧换到了一个会所,时常彻夜不归。

这成为他们所有冲突的源头。“有一次我就忍不住打了她。打得她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好几天都不敢出门。”李文斌说。

急剧上升的,则是每月的开销,“奶粉、尿不湿,一个月就要两三千,高峰的时候一个月四千多。”这样的花销对于李文斌来说,并不轻松,他将自己之前的积蓄,都投入了进去。

而开销在第二个小孩出生后达到顶点。2012年3月,李文斌自己的小孩出生,虽然这是个意外,“等到发现了去检查,已经五个多月,打不掉了”。

不堪重负的李文斌提高了警觉。一年后,当他发现了乐燕怀上第三个孩子时,他坚决要拉她去医院打掉。当时乐燕不愿意,说想留着自己的孩子。

新的孩子又带来新的开销,这一次,无处借钱的李文斌只能去借了五万高利贷,还把房产证抵押了出去。从某种意义上,他成了失去产业的城市“流民”。

“乐燕不让我出去做事,因为她不肯在家里带小孩。”李说。

但乐燕喜欢出门,要么是去上网,要么就是闲逛。附近的人们有时也会看见乐燕带着小孩一起买东西。她将小的抱在怀里,让大的跟在自己后面走,随手拖着一袋大礼包,因为有吃的了,显得兴高采烈。

李文斌渐渐觉得,两个孩子似乎正带着他们走向一个死胡同,“就像另一种毒品”。

纵使如此困难,但李文斌和乐燕依然未被列入救助对象。“两个身体健康的青年人,哪里符合条件呢?” 泉水社区的工作人员解释。

2012年春节,几个朋友来到李文斌家,和他们一起“溜冰”,不过几天,朋友被抓,供出了他们,乐燕因为身在哺乳期免于处罚。李文斌则在2013年2月末被判处半年有期徒刑。

最后的曙光

2012年8月,乐燕和当年离她而去的母亲在派出所门口见了面。母亲一眼就认出了她,“她长得像我,一样高”。

没有想象中的激动或者难堪。他们是来为乐燕上户口的。这是解决一切症结的开端——上了户口,才能结婚,小孩才能有身份,日后才能读书,才不会重复乐燕的路。

但这丝曙光还没展现就熄灭了。派出所民警不相信她们:“有什么证明吗?”

“我们可以做DNA检测。”乐燕母亲说。

“相关文件呢?”

“还没有。”

“那你说是就是了吗?”

最终,她们跑了半年,户口还是没能上成。

同样的努力两年前也出现过,那是在乐燕爷爷所居住的居委会,在乐燕奶奶过世那天,居委会将乐燕和她的父亲找了去,告诉他们可以重新办上户口,但因为是非婚生子女,需要交上社会抚养费8万块钱。听到这个后,乐燕的父亲就消失了。

母亲与乐燕相认后,经常去看看他们,有一次,她问乐燕,为什么不送掉一个小孩呢?乐燕不同意,“你把我抛弃了,还想让我抛弃自己的孩子吗?”

2013年4月底,当乐燕最后一次离家时,她给两个女儿留下共四天食用的水和食物,然后关紧门窗,用毛巾塞住缝隙,反锁上大门。她去了另一个城区,她从QQ上打听到,那里有“货”。

这是毒友“胖子”告诉她的,他是那边的卖家。“这个女人,来到就赖在这边不走了。”

可是,乐燕却没有钱,或者她的钱根本不够,她只好出卖身体。

“胖子”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他朋友的床上,她披着床单,坐在床沿。随后不久,他所有在附近的毒友,都相继知道了有这么一个疯狂的女人,每天从一张床换到另一张床,用身体换上几口。

“所有人都是玩玩。”说起乐燕,毒贩“胖子”显得非常戏谑,“没人像她这样,她把自己毁了。”

乐燕家小区的小卖店老板最后一次见乐燕,是在2013年6月1日儿童节,乐燕不小心弄疼了店主人的小孩,想抱起孩子安慰他,自己却突然哭了起来。此时她已经离家一个月了,女儿们可能早已死了。

短暂的悲伤过后,乐燕继续在外流连,吸毒、上网、无聊的时候就玩赌博机。此前,两个孩子的太奶奶曾有过警觉,恳请社区“做做好事,把两个‘小把戏’送进孤儿院。给她们一条活命”。得到的答复是:她们有老子有娘,孤儿院不收。

6月21日,社区民警王平元带着锁匠,打开了乐燕和李文斌家的大门,一股异味扑面而来。在没有窗户的卧室里,王平元看到了李氏姐妹已经风干的、幼小的尸体。一岁的小女儿躺在床上,2岁多的大女儿则在卧室门口。她似乎想用尽力气打开门,但没有成功——门缝里被乐燕塞上了尿布。即便是成年人,也要费很大劲才能推开。

现在,李文斌已经出狱回来一个多月了。每天,他待在这个先后死过他的父母和两个孩子的三室一厅,先扫,再拖,越用力仿佛才越解恨。等到白色的地板砖每一丝缝隙都沁出水来,他还有手中干燥的抹布,可以擦干。

“这是人住的,又不是畜生住的,当然要干干净净。”他的偏执,部分来自之前的报道,里面说他的家满是污秽,进去了甚至要呕吐。

现在,他一直在与失眠和身体不适相抗争,他晚上失眠,百无聊赖之际,喜欢上了看鬼片。他说用来抵挡幻觉。

“一闭上眼,就听见两个女娃在哭,大的叫爸爸爸爸,小的只是哭。”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