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像中国:张氏叔侄的救赎

十年冤狱之后,张高平叔侄终于被浙江高院宣告无罪。十年前的一场冤案,让他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而当年全程负责侦办此案的聂海芬却至今没有受到任何追究。本次“肖像中国”将讲述一个中国版的《因父之名》和《肖申克的救赎》。

张辉和张高平

张辉和张高平

本文原刊于《右边·right》杂志试刊号;作者鲍志恒

去往钱江三桥的路上,安徽少女王冬的性命被人打上死结。同样莫名其妙在死结里挣扎的还有重卡司机张高平叔侄。

混乱与不测的2003年夏天。一种名为SARS的传染性疾病正扩散传播。各地成千上万的人因疑似感染紧急送医,数百人在严密封锁的加护病房里孤独地离世。

安徽歙县亦进入紧急状态,各路口都设置了消毒站和关卡。

5月18日晚,出城送货的重卡司机张高平和侄儿张辉在“老竹铺”小镇的检查站被拦下检查,他们和出租车、拖拉机、摩的混杂在一起排队,面容焦急,等候通关。

重卡快要排到出城队列最前端时,一位乡邻突兀地叩开了车门,央求他们将同乡少女王冬顺路捎带至杭州(那是他们前往目的地上海的必经之路)。混乱和匆忙之中,女孩被推上了副驾驶的座位。谁也未曾料到,前路是一场诡谲的亡命之旅。

行至中途休息,叔侄吃了晚饭,女孩下车买了一袋昌化豆腐干。到杭州汽车西站,已是5月19日凌晨1时30分。女孩借用张高平的手机联系了亲友,对方要他下车打的前往钱江三桥会面。

出于善意,张高平表示可以将她捎带至离钱江三桥更近的艮秋立交桥。暗夜中分手时,叔侄俩给女孩留下了两个手机号和一个家庭电话号码。

搭顺车的女孩并没有在张高平叔侄心中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迹,他们依旧在皖浙沪之间相同的路线上穿梭往返,喝酒打牌,跑车忙生计。

直到4天后,再次送货返回歙县的张高平、张辉,被杭州警方抓获。地点正是“老竹铺”非典检查站。

警方记录显示,5月19日上午,年仅17岁的王冬,陈尸杭州西站附近的留下镇东穆坞村。“头颈部反套黑色无袖背心,下身赤裸,仰卧在水沟内。”

王亦文(1)

叔侄联合奸杀同乡未成年少女的消息,在歙县小城疯传时,小律师王亦文正处于谋生的愁云笼罩中。

是时,他拿到律师执业资格刚一年,妻子业已怀孕。调解各类民事纠纷获得的“律师费”微薄可怜,显然无法支撑孩子出生后的生计。

张高平妻子找上门时,他嗅到了成名的契机,但其时他亦未做好思想准备,这件日后全国轰动的案子是如此棘手与艰难,竟需要耗尽茫茫十年辰光。他则意外地成为拯救张高平叔侄命运连环索链中第一个转动的齿轮。

张高平妻子同样怀有身孕,她告诉王亦文,以往叔侄二人送货,她会时常跟车。张高平被抓那一天,她亦在车上。凑巧的是,捎带王冬的那天,她却没有跟去。许是造化弄人,从上海返回之前,爱干净的女人特地清洗了卡车坐垫,丢掉了可能洗脱丈夫、侄儿嫌疑的关键证据:5月19日凌晨,卡车驶出杭州城的收费票据。票据上的时间也许可以证明叔侄俩根本没有时间作案、抛尸。

王亦文收取了5000元律师费,开始在歙县和杭州之间的奔走之路。

第一次会见,王亦文即近乎绝望。除了埋头哭泣,这个被控强奸杀人的中年男人,几乎不愿回答任何问题。

“如果有什么冤屈,可以对我说。”

“我没做过对不起家人的事。”

“你因为什么事被刑事拘留?”

“不知道。”

“需要我帮你什么?”

“不知道。”

“你妻子要我问你几件事。”

“不管什么事,我都不知道。”

“我从老家来一趟不容易,你总该对家人有个交代吧?”

“我不知道。”

“别哭。你这样,我回去怎么对你家人说?”

“我没有干对不起他们的事,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一旁做记录的助理愣在那里,呆呆地看着张高平,钢笔从手中滑落坠地。门口不停踱步的警察,嘴角依旧挂着莫可名状的微笑。

王亦文(2)

2003年10月13日,王亦文于检察院拿到了杭州警方的起诉意见书。

犯罪事实如是描述:“王冬借用张高平的电话联系亲友时,一旁的张辉听见对方无意立即前来接人,顿生邪念。他向叔叔提议要‘搞一下’,张高平默许了。于是,张辉抓住王冬的手,试图亲热。王冬反抗,张高平立即帮忙按住了腿。女孩发出求救的呼号,张辉一手掐住她的脖子……最终,张辉得逞了,女孩窒息而死。”

王亦文觉得荒诞。在受熟人之托捎带王冬进入杭州之前的4个小时内,两人都没作案,偏偏在借手机给死者与其亲友通话后“邪念顿生”。

他再次申请会见张高平。张高平已由浙江省看守所换押至杭州市看守所,反应与前一次大相径庭。

“我是被冤枉的。”

“为什么上次见你,什么都不说?”

“那次是在‘省看’,有警察在,不敢说。说了,回去生不如死。”

张高平露出了胳膊上密密麻麻的“烟疤”,随后讲述了从5月23日到6月17日的遭遇。不给吃、不给喝、烟头烫、吹空调、“站马步”、“吊大秤”、“金鸡独立”、牢头狱霸的折磨和恐吓……

吊诡的是,当张高平的“认罪材料”交出去后,同号里频繁折磨他的牢头忽待他如同袍。

王亦文向检察官提交了书面意见:“公安机关侦查活动存在重大刑讯逼供嫌疑,应对张高平身上的‘烟疤’进行鉴定,以确定系刑讯逼供所致。”不久,杭州市检察院将案件退回补侦。

12月17日,忐忑不安的王亦文等到了承办检察官赵琳洁的电话,说,案件又移送至检察院,有关鉴定结果也已出来。

第二天下午,王亦文的目光于赵琳洁递过的一叠材料中飞快地落到张高平的伤痕鉴定上。

“无条件鉴定”,“结论”栏里是五个潦草的大字。

上天似乎有意让他体验在沮丧与兴奋之间轮回的快感。一份《杭州市法医学会关于DNA鉴定报告》【(2003)125号】被他眼角的余光扫到。报告的最后一行,赫然写着:所提取的王某(即死者王冬)其余8个指甲中末端检验出混合DNA谱带,可由死者王某与另一男子形成,排除由死者王某与犯罪嫌疑人张辉或者与犯罪嫌疑人张高平的DNA谱带混合形成。

王亦文平静地要求:“让我把这几份鉴定复印一下。”

“不能复印。”

“那我抄一下。”

“你快点,我还有事。”

控制着不停颤抖的手,当把报告重新扔回赵琳洁手中时,王亦文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放人吧。”

“那也得领导决定啊。”女检察官的语调依旧职业而淡定。

王亦文(3)

凛冬已至。和看守所里度日如年的张辉、张高平一样,在冰与火中煎熬的王亦文困坐愁城,没能等来杭州市检察院不起诉的决定书。

快要临产的妻子开始劝说他放弃。这莫名其妙的案子,耗去了王亦文半年内的大部分精力,收取的5000元律师费早已花光,自家日子愈发过得窘迫。

王亦文觉得还有坚持的必要,“即便再熬半年,也值得”。

他想起了卡车驶出杭州的二桥高速收费站。只要调出卡车通过的录影,一样可以判断张辉、张高平是否具备作案时间。

“调查2003年5月19日凌晨1时30分到2时30分时通行车辆中是否有皖J11260号解放牌货车。”

接待人员漫不经心地读着王亦文手持的律所介绍信,疑惑地问:查这个有什么用?

“打官司用。从来没人到这里调查车辆通行情况?”

“有啊,上个月宁波公安就来调查过。”

“今年非典期间,杭州公安有没有人来过?”

“没什么印象……哎,这个不行。你要查5月份的通行记录,早就没有了。”

“为什么?”

“监控录像保留一个月,就自动销毁。我们的系统只能存储一个月,过一天都不行。”

“人命关天,就没有办法恢复吗?”

“确实没办法。我没必要骗你。你运气太差,刚刚从这个月开始,我们开始手工记录车牌号后三位数字。以后来查,还可以查到通行车辆车牌号的手工记录。这是刚刚才有的规定。”

2004年2月26日,杭州市检察院以张辉、张高平强奸致未成年人死亡为由,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开庭前,王亦文再次会见了张高平。收到起诉书后的张高平格外平静,似乎比他的律师对庭审更有信心。

“给我喝一口吧。”临走之际,他忽然盯着王亦文手中的半瓶矿泉水,提出了唯一的请求。“这水甜啊,里面喝不到。”

3月11日,杭州市中院不公开开庭。一整天的交锋中,由于辩护人的坚持,杭州市检察院出庭检察官被迫出示了王冬指甲末端所含的DNA鉴定报告。除此之外,一个陌生证人的出现也引起了争辩。

公诉人指称,这位名叫袁连芳的证人系张辉在看守所关押期间的同监犯,他向法庭出具的证言证明,张辉曾在关押期间“神态自若”地讲述了自己强奸杀人的往事。而张辉却当庭表示,不知道袁连芳是谁,请求法庭传唤,当面对质。

法院驳回了张辉的请求。

4月21日,一审判决下达,张辉死刑、立即执行,张高平无期徒刑。袁连芳的证言被写入判决书,成为证据。

宣读判决书的也是一位怀孕的女人,从书记员升任法官不久的冯菁。为审理这起命案,杭州市中院为这位最年轻的审判长,找来了两名人民陪审员。

6月,浙江省高院决定不开庭二审。初为人父的王亦文烦躁而不安。月光黯淡的午夜,他时常被妻子推醒,嘴里还在喊着辩护词。

终审结果稍稍缓解了他濒临极限的精神压力。张辉改判死缓,张高平刑期改至15年。

无论如何,王亦文的大律师梦破了。小城漫长而琐碎的生活使他慢慢淡忘心中曾经激荡的职场宏大叙事,直到2006年,央视法制频道一期《浙江神探》的节目映入眼帘。

石河子

戈壁滩无人区的长夏似乎没有尽头。枯坐于监区的土坯房中,张高平常无力地向窗外远眺,视线扫过荷枪实弹的武警,扫过铁丝网,扫向烈日炙烤下的大地。

张高平并没看过《肖申克的救赎》,也没有智慧和能力如境遇雷同的肖申克那样,巧设机关从高墙内的下水管道逃出生天。

除了倔强不认罪,他唯有仰望星空。等一个他甚至不知道姓名和职业、愿意信他的人。

2005年初,他尚在浙江的监狱。电视里播出一条社会新闻,说的是,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的女学生吴晶晶被出租车司机勾海峰掐死。作案后,勾海峰将吴晶晶的随身物品抛到附近,又脱去了吴晶晶的衣服,开车将衣服和尸体抛进一处隐蔽的窨井里。

冥冥之中的感应,让他本能地觉得王冬亦死于勾海峰之手。两者死后的状况几乎雷同,而且当晚他们分手后,王冬也是要打车去钱江三桥。

新闻画面呈现,狱警还给勾海峰过了最后一个生日。勾海峰会不会受感动,把杀了王冬的事也承认了?

在勾海峰死刑前的最后几天里,张高平拼命呼喊、报告、哭闹,请求公安派人去查。个别管教耐着性子听完了他的怀疑,觉得他神经不太正常。

辗转至新疆,又等了两年。他随身带着一张杭州地图,一有时间就摊开,逢人便讲当年自己的行车路线,说明自己没有作案时间。

但这里是距离石河子500公里外的戈壁深处,能见到的人,除了厌烦他的管教和武警,就是和他一样必须出卖苦力改造灵魂的囚犯。

多年来,新疆各地的监狱里接纳了一批批从内地调集的重刑犯,尤其是在需要充足劳力完成某项浩大工程之际。

“引额济克(乌)”无疑是这些宏伟工程里最为浩大的工程之一。它位于新疆北部,旨在通过埋设数百公里的饮水渠,使额尔齐斯河的河水穿越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直达克拉玛依和乌鲁木齐。

张高平尚算“幸运”,赶上了“引额济克(乌)”的扫尾阶段。

两年前从4000公里外的杭州,被押至石河子服刑,张高平很快投入到这片戈壁无人区的防风固沙作业中。

张飚

张飚如往常般赶到戈壁腹地的监区时,正是一天中最热的午后时分。

作为石河子市检察院监所科的驻监检察官,他要监督检查监狱管理工作,了解服刑人员状态,保障监狱管理秩序。

“有个犯人情况特殊,情绪很不稳定,成天喊冤,顶撞管教,对劳动改造有抵触情绪,影响监狱管理,对其他犯人的改造很不利。”

监区负责人介绍了服刑人员状态后,“刺头”张高平被带到张飚面前。

孤傲而脆弱的“刺头”一见面就给了老检察官一个下马威——他拒绝按照监狱服刑人员的管理流程,主动报告姓名、罪行、刑期、余刑等情况。

“罪犯张高平,向检察官报告你的情况,”管教喊道。

“我不是罪犯,没什么可报告的。”

“不报告就不报告吧,”检察官不仅大度地摆了摆手,还给了桀骜的囚犯一个特殊的礼遇——示意他坐下说话。

依照监狱对服刑人员的管理,平常他们只能蹲在地上接受问话。

张高平长久凝固的心理在坐下的瞬间即崩溃了。他又开始诉说重复了无数次的冤屈,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任他痛哭不止,无人打断他。

做了25年检察官的张飚,见过太多重刑犯的哭冤。而那天,他格外清晰地记得张高平最后的话:“不管你信不信我,我相信你,相信法律,总有一天会还给我清白。”

张飚是典型的兵团后代,1951年出生在乌鲁木齐。当年其父随王震359旅由陕入疆,继而屯垦戍边,扎根边陲。1962年石河子大学的前身——农学院成立,在兵团司令部任职的张父被抽调到学院担任总教务长。1969年,文化大革命的烽火烧至边陲,农学院解散,张飚父亲被定为“小走资派”,发配至南疆农三师买盖提县劳动改造。张飚学业中断,下乡插队,不久后应征入伍,和姐姐分在了一个连队。

文革结束,农学院恢复,张飚全家再次团聚。1979年,全国检察机关恢复重建。次年,张飚调入石河子检察院,从此,于中国最基层的检察岗位一直干到退休。

父子两代人的遭遇,让张飚内心对“冤陷”二字有着天然的柔软感性。

A类顽危犯

回去后,张飚着意调阅张高平的案卷,向监狱管理方详细了解张高平的日常表现。

张高平系监狱里最有名的A类“顽危犯”(顽固危险的罪犯,易逃脱、自杀),需要三个狱警严密监视。

他不向狱警“报告”,不背监规条令,不写思想汇报,不唱劳动改造歌,也不参加强制性的劳动——除非有人愿意听他的故事或者答应为他代转申诉材料。

他是监狱里写申诉材料最多的人,多到“可以装满一麻袋”。他也是对报章杂志上的冤假错案最熟的人,熟到可以记住佘祥林、李久明、杜培武、赵作海入狱、出狱的时间。

他坚持服法但不认罪,劳动改造故意出工不出力。

遇到劝说他遵守监规争取减刑的干警,他就有股怨气,称“一写认罪悔过书,就心如刀绞,痛不欲生”。

“顽危犯”的倔强,触动了张飚,他找到了隐藏在判决书中的疑点。

首先,除去认罪口供,全部26条证据中,唯一一条指向张辉、张高平强奸致人死亡的证据,是一名与张辉同监的犯人的间接证言;其次,有利于张氏叔侄的关键性证据——从死者指甲中提取的一名男性的DNA,经鉴定排除了张辉、张高平的可能,但被二审法院莫名其妙地认定“与案件并无关联”;再次,全部证据中,无一条对张辉、张高平不利的物证。

一个特别的案情分析会在监所检察科悄悄举行。

科长魏刚和年轻的检察官高晨,最终决定做张飚的支持者。他们再次来到监狱,与张高平进行了一场长达一整天的详细谈话。然后,他们以监所科的名义向石河子市检察院正式提出报告。

“难道我们要直接对浙江发生的案件表示异议?”

激烈的讨论持续了半个月,大多数领导被说服了。石河子市检察院决定以一级检察机关的名义,正式向浙江省检察院发函,温和地提醒“此案部分疑点”,“希望贵院予以重视”。

函件中附录了张高平的申诉材料和检察官与张高平谈话的详细笔录。

那是“顽危犯”张高平数年高墙生活中最为开心的日子。他的劳动积极性空前提高,每次见到狱警和管教,都主动替大家端茶倒水。监狱内亦欢欣鼓舞,在积极改造的光荣榜上首次有了这名“顽危犯”的名字。

张高平又不干了。“我干活是自己乐意,凭什么说我改造积极?我没犯罪,谁要你的表扬?”狱警哭笑不得。

马廷新

公函发出近半年,却如泥牛入海,悄无声息。

张高平的情绪陡落谷底,张飚则面临更为尴尬的处境。作为驻监检察官,他认真听取了服刑人员的申诉,并将之逐级上报,极其艰难地取得了领导和同事的支持。体制内能走到这一步,实属不易。

他开始害怕去监狱,害怕面对张高平一次次的询问。更要命的是,他们的接触,引起监狱的不满。一次狱情通报会上,有狱警直指张高平仗着检察官“撑腰”,越来越难管教。

作为体制内工作的人,如何保持分寸让张飚无所适从,他开始沉默起来,甚至经常半夜失眠,起身独处。老伴害怕他患上了抑郁或者老年痴呆症,敦促他去医院检查(在家人面前不提工作上的事,是他保持多年来的职业习惯)。

2008年夏天,他再次到监狱例行巡视,张高平请求见面,汗津津的手里紧紧攥着一本杂志,要他看其中的一篇文章。

这是一本2008年第13期的《民主与法制》,文章的标题叫“被疑‘灭门杀手’终判无罪释放”,署名“章涵”。文章讲述的是另一个离奇故事——“马廷新灭门案”(后来被朱明勇自喻为中国的“辛普森案”)。

文中,马廷新告诉该记者,2003年春节,他被转到河南鹤壁看守所的1号监室关押,三个同监犯正在等着他。特别是号子里领头的“大哥”,对他的一切了如指掌。

“你叫马廷新,你杀了陈连荣。”

“你……你怎么知道?”

“你还是认了吧,写个‘自首书’,不要连累老婆孩子。公安抓了你父亲和你老婆,你不承认,他们都要遭殃的。男子汉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

马廷新全身颤抖,半晌回过神来,自言自语道:“我没杀人,我连他家都没去过,怎么写‘自首书’?”

“这个好办,我帮你写。你看看觉得合适,就抄下来。不抄也没关系,就和你家人一起受罪吧。”

读完“大哥”长达数千字的“小说”,马廷新瘫倒,眼冒金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杀人的顺序、手法,现场物件如床、沙发的位置,甚至是作案路线图,都一清二楚。

马廷新甚至怀疑自己是替这位“大哥”坐牢的。他试图抗拒抄写,却被“二哥”、“三哥”修理得死去活来后。后来他想通了。与其生不如死,不如早点解脱,保全年过花甲的老父和体弱多病的妻子。

抄到半夜,依然不得休息。“大哥”监督他连夜背会,一直到次日警察提审,方算过关。

附件一

2002年5月30日晚10时,河南浚县黎阳镇东马村村民陈连荣及其7岁的儿子马昂、4岁的女儿马萌于家中惨遭灭门。

公安部派出专家组赴河南直接指导侦办,当地警方负责人誓言限期破案。

38岁的马廷新是时系浚县畜牧局下岗职工,于东马村外办了个养鸡场,妻子为村小的代课教师。该天,他与同村人被陆续带入一宾馆内“测谎”,测谎专家简单地问了几句与案件有关的话,便指着他说:“就是他,人就是他杀的。”

2002年12月14日,马廷新因涉嫌故意杀人被浚县公安局刑事拘留。11天后,被正式批捕。被捕后的马廷新并不认罪。案发当晚,6位朋友在他的养鸡场打牌,他从未离开。然而,这些证人被公安机关逐个传唤、刑事拘留(有的甚至被关押40多天)。终于,原本证明马廷新“一直未离开”的证言渐渐变成了“记不清他是否离开”。

刑讯逼供及至最后妻子和老父亲相继被抓,马廷新“招了”。

2003年2月27日,马廷新向警方上交了长达5页的所谓“自首书”。内容是陈连荣与他家有矛盾,他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案发当晚,他利用打牌间隙,将陈连荣全家杀死。作案后,回到养鸡场继续玩牌直到次日凌晨。

马廷新比张高平幸运。他的律师朱明勇也比王亦文幸运。法庭上,朱明勇律师历数案件的27处疑点:现场只有左脚印,而没有右脚印;公安机关认定马廷新首先将靠在柜门处的陈连荣杀死,马廷新也曾供述将陈连荣杀死在立柜前,但现场勘察发现柜门上的9处血迹均为B型血,而陈连荣为O型血;现场勘察,陈连荣也不是死在柜门下,而是死在东南角的小床边;所谓“自首书”与马廷新本人的文化水平和写作风格差异极大,不能反映马廷新的真实意愿;凶器与血衣这些最关键的物证至今没有找到……

朱明勇甚至直指为马廷新案测谎的专家是个“三流货色”,曾在国内多起案件中做过错误的判断,令多人蒙冤。

他的辩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5年间,鹤壁市法院先后两次顶住压力,坚持对马廷新作出无罪判决。2008年3月29日,河南省高院终审裁定:准许河南省检察院撤回抗诉,一审无罪判决生效。马廷新沉冤昭雪。

袁连芳

一个对自己稿件有着某种虚荣感的年轻记者,无意中触动了张高平叔侄命运轮盘的扳手。

或许不甘心重磅新闻只见诸自己供职的微名媒体,年轻记者违反了行规,“一稿多投”;

袁连芳的户籍照片

袁连芳的户籍照片

恰巧文章被《民主与法制》杂志相中,以“章涵”为化名刊登;

恰巧此时的《民主与法制》杂志一年前刚开始在新疆监狱系统订阅发行;

恰巧刊登的文章提到,胁迫马廷新抄“自首书”的“大哥”同时是指控马廷新杀人的证人;

恰巧爱好搜集冤案案例的张高平看到了这篇报道。

文中“证人袁连芳”五个字,如匕首插入张高平的心脏,令他窒息。这个名字曾两次写进他和侄子张辉的判决书。

是时,看守所里专责监视他的三名特警听见狂叫,围拢过来。他们很难理解这个著名的“顽危犯”内心发生了怎样的荡涤。

仔细看完张高平拿来的文章,张飚紧紧锁住的眉头慢慢松弛下来。他意味深长地看了张高平一眼。

石河子市检察院监所科立即召开了碰头会。

科长魏刚要求立即通过公安系统的户籍信息排查“袁连芳”;

张飚提出向杭州方面调阅袁连芳的原始案卷材料及其羁押情况;

高晨则建议同时向河南浚县检察院发函,请他们协查马廷新案中的“袁连芳”。

最先传来的是公安系统的户籍信息。在公安系统录入的全国登记人口中,符合“浙江省杭州籍”、“男性”、“有犯罪记录”的“袁连芳”仅有一人。

接着,杭州市拱墅区检察院寄来了袁连芳贩卖淫秽物品案的相关材料和身份信息,与公安登记信息一致。

但杭州方面的材料仅包含袁在拱墅区看守所的服刑情况,未提及袁是否曾调往外省服刑,无法判断相继出现在浙江、河南的袁连芳是否是同一人。

而自石河子检察院的协查函发出后,河南方面尚未有任何回复。

张飚多方联系,找到了浚县检察院监所科科长田平的电话。

“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但事关重大,调查材料不能给你们,但可以告诉你,两个‘袁连芳’是同一人。”

张飚

是时,以石河子检察院的名义推进案件重审的所有努力已走到了尽头。

3年中,他们5次将张高平的申诉材料和检察机关的调查笔录,连同检察院对案件众多疑点的意见,寄往4000公里之外的浙江。

最初寄平信,后来又走“内部加急通道”,均无回音。

时间来到了2010年的秋天,张飚59岁高龄。开春,他就要退休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他有了从检以来第一次以私人名义展开的公务活动。

他舍弃了以往以单位名义发出的公函,写下了一份充满“感情色彩”的私人信件(恰好,一次在单位翻报纸,张飚偶然看到了一篇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陈云龙的专访)。

“我是新疆石河子检察院一名老检察官,从事检察职业30年,明年就要退休了。退休之前,我想向您反映一件事……”

收到来信的陈云龙,指示浙江省检察院控告申诉处负责人回电张飚:来信收到,材料已按程序转交浙江省高院等相关部门。

又一个无力等待的凛冬。张飚拨通了浙江省检察院控告申诉处的办公电话。

起初的一两分钟里,双方的交流还算平和顺畅。很快,监所科科长魏刚看见张飚忽然间脖子的青筋粗了起来,他一把抢过了话筒,电话里传来尖利的女声:“不要说了,我们浙江从来没出过冤案。”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杨乃武与小白菜就是你们那里出的。”魏刚毫不客气地挂掉了电话。

此前,张飚鼓励张高发(张高平的哥哥、张辉的父亲):“你弟弟和儿子是冤案,不能放弃,砸锅卖铁也要坚持下去。”他建议去找律师朱明勇。“他是你们家最后的希望。”

从马廷新案的报道中,张飚颇欣赏朱明勇的才干。也只有他“研究”过袁连芳。

张飚还特意抽时间去杭州“旅游”,沿着狱中张高平铺开的地图,一路丈量从杭州汽车西站往上海方向出城所需的时间。

30年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天,张飚来到新疆自治区检察院楼下,徘徊良久,最终还是没敢迈上人生中第一次越级汇报的这几个台阶。

朱明勇

张高发找了近两年,从北京找到了郑州,见到朱明勇时,已经身无分文。

朱明勇律师与张高平、张辉叔侄

朱明勇律师与张高平、张辉叔侄

他蜷缩在一间不足10平米的地下旅馆里,借着25瓦白炽灯昏暗的光线,整理一张张泛黄的信纸。那是远在新疆的弟弟和儿子寄来的所有家书。

这七年间,他卖掉了张高平叔侄心爱的重卡,还清了家庭债务,瞒着狱中的弟弟、儿子,为哭瞎了眼睛的母亲送终,还独自抚养张高平的一对女儿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

这个农民血液里同样流着倔强的基因。最初的几年里,他经常往返于安徽、浙江、北京,一路上访,一路找律师,散尽了出事前多年积蓄、颇为乡邻艳羡的数十万家财。

他甚至带上了一对侄女,在国家信访局附近的地下旅社住了一周。每人每天5元钱,没有单独的床,一块床板上,男女老幼蝉蛹般团挤于一起。

朱明勇扶起下跪的张高发,翻阅了那些家书和申诉材料。分别时,他带走了张高发给他的一块腊肉。

那是皖南地区最有名的家庭“特产”,是张高发用木棍从歙县挑到北京、又从北京背到郑州来的见面礼。

朱明勇决定免费代理张辉、张高平的申诉。他拒绝不了张高发,亦拒绝不了一个素昧平生的检察官的信任之托。

“我马上就要退休了。有关张辉、张高平的案件,只能拜托你了。申诉很难,你千万别放弃。每到深夜,想起张高平哭诉被刑讯逼供的情景,我就整夜难以入眠。”

2011年9月,朱明勇给我看一条短信,那是张飚半年前发给他的。

半年间,朱明勇奔走全国各地,办理了多起打黑案件。他几下杭州,陪张高发去浙江省高院递交申诉,却始终等不到是否立案的答复。

鬼使神差,刚从东方早报北京记者站调回上海总部的我,第一次出差,就遇见了朱明勇。

是时,我尚未涉猎政法报道,亦无重大案件的写作经验。况且,我并不是唯一知道线索的媒体人,几位老政法记者没完成的新闻,我又能写出怎样的报道来?

“我们救不了一个死去的聂树斌,还不能努力救救活着的张辉、张高平?”朱明勇看出了我的犹豫。得到报社的支持后,我试着联系张飚,他却一口回绝。“案子申诉成功之前,我不能接受媒体采访。”“没关系,我不只是一个记者,也是朱律师的朋友,就算不做报道,也想了解一下案子究竟是怎么回事。”

如果他再次回绝,甚至直接挂掉电话,我不确定是否还能报道下去——他是我可以采访的核心信息源。幸运的是,他没有拒绝。最后,他甚至邀请我适时去新疆面谈——他显然已经意识到,当体制内的申诉走到山穷水尽,这或许是张高平唯一的机会。

我们一致认为,案件的突破口在于神秘的“证人”袁连芳。

袁连芳

“我想咬死他,”马廷新屡次用这句话表达着对袁连芳的刻骨之恨。

当浚县检察院监所科科长田平怀揣张飚、魏刚、高晨、袁连芳等七八人的大头照,上门请他辨认有无认识的人时,马廷新迅速拿起袁连芳的照片扔在地上。“烧成灰我都认得。”

袁连芳,1962年生于杭州,父母均为工人。兄弟五人中,他排行老末,从小由姑姑带大。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杭州市下城区商业局下辖的国企——杭州武林浴室工作,从锅炉工一路干到公司骨干。之后,他成为下城区某粮油站的副站长,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履历。

早年,他曾与一位医院护士结婚。离婚后与莫建芬相识,两人一起生活了近10年,一直未正式登记。

2001年1月12日,位于杭州市湖墅南路的浙江省广电市场和往常一样喧闹,中区35号摊位前亦人头攒动。摊主正是袁连芳。两年前,他和女友莫建芬租下这里,经营电子器材和甜蜜的二人世界。

有些学生摸样的青年人经过,眼见四下无人之际,怯生生地问一句:有A片吗?袁连芳叼着烟,熟练地从摊子下面的塑料盒中随手抽了一叠。

几分钟之后,五六名警察迅速围了过来,控制了他们。从摊位、仓库和袁连芳的住处搜出的碟片共计3600余张,其中3474张被鉴定为淫秽碟片。

袁连芳和女友分别被投进了看守所。法院判决他们各有期徒刑6年。

莫建芬被送往浙江省女子监狱服刑,直到刑期届满。袁连芳则没去监狱,一直在拱墅区看守所“留所服刑”。

莫建芬的哥哥是一名汽修工,时常为当地警方维修车辆。一次去看守所探视时,他无意间说起留所服刑的事,袁连芳记在了心里。

“要留所,就必须为公安办事。”审讯他的方警长看起来很欣赏袁连芳的“口才”。袁不但能说会道,头脑灵活,还会讨好管教。

袁连芳削尖脑袋想留所时,远在河南督战的公安部5局正头疼于一名叫马廷新的嫌疑人。

被测谎专家测定为河南浚县灭门血案凶手的马廷新,经受两个多月严酷刑讯,仍死不认罪。看来要撬开马廷新的嘴,非得选调一名能说会道的“耳目”。

随机的偶然性改变了四个人的命运。无法测算远在浙江的袁连芳被选中的几率,但他确实莫可名状地被选中了,并很快被跨省调派到在鹤壁看守所服刑的马廷新身边。

4月8日,袁连芳离开鹤壁。他的名字也从鹤壁市看守所羁押人员档案中被刻意抹掉。而成为狱侦耳目后,袁连芳的身份经由看守所上报上级公安、检察部门审批,建立专门档案进行管理。完成任务的袁连芳再次回到熟悉的拱墅区看守所,住进了15号牢房。杭州中院首次裁定他减刑:一次性减刑一年半。

“专管员”方警长一边向他道贺,一边交代了新的任务,勉励他“再接再厉”。

直到5月30日,张辉来了。袁连芳再次幽灵般地出现。

完成与张辉同监的任务,同样写下了有关张辉“神态自若”讲述强奸杀人经过的证言后,2004年8月,杭州中院再次裁定袁连芳减刑,并称:袁在服刑期间,认罪服判,认真遵守监规……服从分配,不怕苦不怕累,积极完成生产任务,多次调派“外地”协助公安机关“工作”,完成任务成绩显著,准予减刑10个月。

当年9月12日,袁连芳刑满释放,告别了囚徒生活。

与湮没在高楼林立的社区中的杭州市拱墅区看守所旧址一样,出狱后的袁连芳遁迹人海。他与女友莫建芬断绝了来往,并卖掉了入狱前二人置办的房产,偿还了债务,一个人租房生活。曾一起在浴室做工的同事、老板,甚至他的亲哥嫂,都不愿与他继续往来。

王亦文

安徽歙县“打工律师”王亦文的生活已经彻底趋于平静。

当年二审判决之后,他一度以为自己的律师生涯将就此终结。时间慢慢刻意地消融了他对张高平案的记忆。他也换了几个律师行的工作,也没有取得业内太大的成就。

那是2006年一个无聊的春日午后,他倚靠在沙发上无力地打量电视,遥控器按到了“CCTV-12”,跳出来一个疑犯指认现场的画面。疑犯像枚图钉一下按疼了他。“张高平”,他旋即跳了起来,把音量调到足够大,孤傲而不屑地看完了整个节目。

那是央视法制频道一个专题系列节目,叫做《浙江神探》。他看的那一集,主角是一位女神探——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六大队(预审大队)大队长聂海芬。讲述的故事,是神探如何在没有物证的情况下,通过“突审”,将张辉、张高平“绳之以法”的故事。

内心禁闭的仓闸被打开。他打电话到中央电视台投诉,随后又让张高平的哥哥张高发打电话抗议。傲慢的国家电视台根本不会理会来自安徽小城的“投诉”。

处于职业习惯,他在电脑上下载了该节目的文本,并做了网站截图,和案件的原始材料一起封存在柜子的最底层。

我到古城小镇歙县。这个城市和国内其他任何一个县城有着惊人的雷同,野蛮而无力地生长着。房地产广告占据路边显眼的位置。王亦文带我到他办公室,小心地拉开杂乱的书柜,从最下面一个抽屉中,熟练地取出了案件的全部原始材料。这些年,无论办公室如何变换,这些素材如平静生活下的微波暗流,一直被他随身携带,完好无损。

当晚,我们在仿古街道的临街小餐馆吃饭。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这是我律师生涯遇到的最大挫折,”他说。

辗转安徽、河南、新疆、浙江等地历时1月采访之后,一篇题为《一桩没有物证和人证的奸杀案》的报道发表了。

出于新闻的敏锐,“聂海芬”的出现于我而言是个意外的收获。

聂海芬

这篇名为《无懈可击》的报道,可谓漏洞百出,连最基本的客观事实,张辉的实际年龄也由案发时的27岁变成了19岁。

看守所审讯室里,两名男警坐在张辉对面,一人高声发问,一人漫不经心地玩起手中的钢笔。

聂海芬

聂海芬

“你是自己抛尸的,还是跟你叔叔两个人一起扔的?”

“没有,我没有杀人。我的口供不是真的,是你们逼我编的。”

怒火中烧的发问警员刚要起身,审讯室的门打开了。一位面相亲切的中年女警官不紧不慢地走了进来。

“你再回忆一下,仔细想清楚,怎么抛尸的。”

“我看你年龄跟我差不多,跟我姐姐一样……”

“不要说了,还想说我像你女朋友吗?像你妈也没用!”

张辉怔住了。

一番“突审”之后,张辉重复了已经“编造”多遍的故事。

满意的聂海芬拂袖而去,她是杭州市公安局最有名的“预审专家”,面对形形色色的嫌犯,几乎没有她突破不了的心理防线。

她成名已久,不仅受聘担任杭州市警校兼职教官,还自编教材,向新人“毫无保留”地 传授自己多年的预审经验。

2006年3月3日,张辉、张高平二审判决后1年零4个月,中央电视台《浙江神探》节目播出前1个月,聂海芬成为1960年以来惟一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的女民警。

“我的座右铭是‘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谢谢。”镁光灯闪烁那一刻,她朝着镜头露出甜美的酒窝。

杭州当地党报如是报道描述:若非是置身颁奖现场,记者很难相信,这个有着一双亲切笑眼、一对甜美酒窝的窈窕女性,就是传说中那个专与死囚对话的现代女“提刑”。

报道称,在21世纪初的五年里,她牵头主办的重特大案件达350余起,准确率达到100%,经她审核把关的重特大恶性案件,移送起诉后无一起冤假错案。

这其中,既包括王冬被害案,也包括吴晶晶被害案。

最后两年

2011年11月22日,《跨省作证的神秘囚犯》和《一桩没有物证和人证的奸杀案》报道刊出的第二天。杭州市公安局将王冬指甲中残留的DNA样本重新取出,在警方数据库中比对。

结果令人惊骇:王冬8个指甲末端擦拭滤纸上分离出来的一名男性DNA分型,与勾海峰DNA分型七个位点存在吻合。是时,勾海峰已经被枪决了八年。

杭州市公安局连夜将样本送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重新比对、鉴定。

12月6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物证鉴定查询比对报告》:经查询比对,从王冬指甲中提取的DNA检出的混合STR分型中包含与勾海峰的STR分型。“上述鉴定意见具有科学依据,符合客观性要求。”

样本送到司法部设在上海的物证鉴定机构鉴定,结果依旧相同。杭州市公安局派出专人前往公安部,找到鉴定专家,求证保存10年的王冬指甲中分离出的男性DNA分型是否存在被污染的可能性。专家回答:不可能。

2012年2月,浙江省政法委专案组远赴新疆,听取张辉、张高平的申诉;浙江省高院立案复查;

2012年7月,浙江省高院前往安徽歙县走访王冬父母;

2012年8月,浙江省高院办案人员赴疆提审张辉、张高平;

2012年10月,浙江省检察院提出张辉、张高平申诉有理的书面审查意见;

2012年12月,浙江省高院前往河南郑州、鹤壁,了解马廷新案审理过程。

2013年1月,“流放”边疆的张高平叔侄被同机换押回杭州。

2013年2月,浙江省高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对案件提起再审;张高发收到再审通知,朱明勇应邀赴杭,商讨庭审事宜;“打工律师”得知再审消息,半夜撰文,连呼:法治进步万岁,公平正义万岁;正在海南度假的张飚与我通话,哽咽失声。

2013年3月20日,再审在浙江省乔司监狱不公开开庭。

浙江省检察院出庭检察员宣读出庭意见:正义虽然迟到,但没有缺席,正义就在眼前,历史不会重演。朱明勇发表了半个小时的辩护词。张高平面向审判席作了最后的陈述:你们是法官、检查官,你们的子孙不一定是法官、检察官,如果没有法律的保障和制度的完善,他们也可能像我们一样,蒙受冤狱,徘徊在死刑的边缘。

2013年3月26日10时,浙江省高院再审宣判,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浙江省高院副院长俞新尧向他们鞠躬致歉。

2012年3月26日11时许,走出高墙的张高平高喊“我们清白了”,一旁的张辉,满眼噙泪。

勾海峰

2002年,33岁的勾海峰从吉林省汪清县来到杭州谋生。同年12月4日,勾海峰取得了由杭州市客运出租车管理处核发的《杭州市客运出租车驾驶员服务资格证》(有效期3年),成为一名出租车司机。

在杭期间,他老婆一直在吉林老家。勾海峰和另一名女子“搭伙”同居。身高1米75的他性格粗暴,在朋友圈子甚有名气。

2005年1月8日晚,22岁的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大四女生吴晶晶考完英语六级后准备回家,19时许她给父母电话,说已在回家的车上。

据勾海峰交代,案发当晚他将吴晶晶送到家门口附近,两人因车钱起争执,勾海峰动怒,掐住其脖子,将其杀害。事后,他也一度非常惊慌,在杭州城里一圈圈绕着,令自己镇定下来。

勾海峰先开车返回到吴晶晶就读的浙大城市学院附近,将能证明吴晶晶身份的证件等物品丢到了树人大学门口的垃圾箱旁。然后他又拿着吴晶晶的手机,在开车的同时,从多个不同地点拨打电话。

此后几天,勾海峰仍然像往常一样正常出车、交接班,并没有收拾铺盖要潜逃的样子。同事亦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异常。而在杭州,这座号称国内最具安全感的城市一度陷入空前的恐慌。一场关于出租车行业安全感的讨论将持续多年。

3个月后,勾海峰落网。审讯他的依然是无懈可击的“女神探”聂海芬。

聂海芬带领的侦查人员最终排除了勾海峰强暴吴晶晶的可能。认定勾海峰为造成吴晶晶被强暴遇害的假象,故意脱光吴的衣服,将其抛尸他处——仅仅是在1年零7个月前,聂海芬领衔的侦查人员,在同样下身赤裸的王冬体内未发现强暴痕迹的情况下,认定张辉强奸成功。

聂海芬没能查清勾海峰杀害吴晶晶的动机。辩护律师称,勾海峰“激情杀人”。

勾海峰自己则对媒体表示,搭载吴晶晶当晚7时30分许,在通过一座大桥时,一辆大车突然左转撞向他的车。他本能地打了左转,吴晶晶吓了一跳,骂她这样开车迟早要被撞死。

那座跨江大桥,正是1年零7个月前(2003年5月19日凌晨),勾海峰的另一个孤独乘客,少女王冬于艮秋立交桥从张高平、张辉叔侄大货车下来,要去的目的地——钱江三桥。

天命

张高平和张辉获得220万的国家赔偿和一笔相当数额的法院补偿,至今闲居在家,没有工作。

马廷新出狱后性情大变,木讷寡言,守着妻儿过着平静的生活。从电视报纸上获知张氏叔侄的故事后,他曾托朱明勇捎话,邀请张辉、张高平赴河南一叙,共话遭袁连芳陷害的艰难岁月。

“耳目”袁连芳独自租住在杭州胜利河美食街一个10平米的房间里,中风偏瘫,病痛缠身,几乎足不出户,形同自囚。他向一位同吃同住半个月的记者袒露心声:“我现在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坐牢等死……外面发生什么和我没有关系,也没有人理我了。我曾经帮过的那些人,都不管我了……我很想说当年的事,但现在不能说……没什么好怨的,路是自己走的,没有希望,没有过去。”

袁连芳的专管员“方警长”至今还隐匿在真相背后,不为人知。

“女神探”聂海芬,在媒体的追问下,目前正面临浙江省政法委等相关单位的调查。

王亦文依然是小城歙县的“打工律师”,偶尔会与逛街买菜的张高平擦肩而过。

张飚已退休两年,荣获了“全国模范检察官”称号,还和魏刚、高晨一起荣立了个人二等功,当年指责他为顽危犯“撑腰”的狱警,正在学习他的先进事迹报告。

朱明勇依旧忙碌。一个月里,他关掉了3部手机。各类案件当事人的委托电话、短信、信件、邮件依然成百上千。

而我,除了研究送到报社的冤案材料,还在回忆、总结、撰写这篇故事的奇幻历程。

故事的主旨,显然不是法治的进步与救赎,而是连串的巧合彰显的天命轮回。

编注:如对本案有兴趣,推荐观赏央视“面对面”栏目对此的报道,以及电影《因父之名》、《肖申克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