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转身

2012年8月,“新黑五类”的说法首次出现网络。王怡随即修改了他在微博的个人介绍:“秋雨之福归正教会牧师。曾经的异议作家,做过维权律师,被视为网络意见领袖,现任职被称为地下宗教的家庭教会,在从大学教师到弱势群体的过程中,历经主的恩典。”根据“新黑五类”的标准,王怡“五毒俱全”。

在成为基督的追随者之前,王怡是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曾宣称自己不会有信仰,而且不会要孩子,保持“丁克”。他也曾视苏东坡为心中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他说,如果苏东坡因为没听过福音就会下地狱,这个信仰就是无法接受的,他“宁愿陪苏东坡一起下地狱”。

但在 2005 年,他却受洗成为基督徒,2008 年四川地震之后,他创建了成都秋雨之福教会。当年12月,他辞去成都大学的教职,成为教会全职长老。截至2013年,教会已有接近400名信徒,在王怡和信徒的努力下,教会不但拥有自己购买的房产作为聚会场所,更通过与官方的博弈中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公开传教。

曾经名满天下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成为了耶稣基督的追随者?本次“肖像中国”将讲述成都秋雨之福归正教会牧师王怡的故事。

本文原刊于2013年3月21日出版的第47期《阳光时务周刊》,作者余声

祈祷中的王怡(图 via 临溪)

祈祷中的王怡(图 via 临溪)

在风琴的伴奏下,百余名信众随着唱诗班低头吟唱圣诗:「坚立在我主基督的应许上,万古千秋永将主圣名颂扬;荣耀归至高真神,我当歌唱,坚立在我主的应许上。」

唱诗声缓缓落下,王怡牧师走上讲坛,开始了《我父把羊赐给我》的证道宣讲。

这是2012年9月16日,礼拜日,成都秋雨之福归正教会。

前一天和当日,因为钓鱼岛中日摩擦,四川成都发生了抗日游行,有民众砸了日资的商店。王怡就从抗日游行说起:「昨日游行砸店的暴躁,已被今日的细雨浇灭,成都经过雨水的冲洗,重现清新。所以,一切上帝早有安排。正如耶稣基督所说,信众是他的羊,而这些羊并不是自己找到耶稣的,是上帝安排好赐予他的……」

台下上百人凝神静气,鸦雀无声。教堂内只有王怡布道的声音回荡,在身后十字架白色灯的照耀下,他的身形也像闪着圣洁的光芒。

16日的主日礼拜,分上下午两堂,每堂又分十五个小节敬拜上帝。时而朗诵《圣经》、时而诗班合奏、时而静默礼拜,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王怡牧师证道宣讲和为新信徒施洗礼。

每名新教徒或来观摩的慕道友都可得到一本「主日周报」,上面不但印有礼拜规程,还有当天所用到的《圣经》语句以及圣诗,以便大家跟随祷告或唱诵。

秋雨之福教会目前有接近 400名信徒,在中国的地下教会里,属于比较大规模的了。更重要的是,秋雨之福教会不但拥有自己购买的房产作为聚会场所,更在与官方的博弈中获得了比较大的空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公开传教。

在警察面前被「按立」

这一切,源于 2005年 4月 1日在王怡家的查经班团契。当时,王怡等大部分人都还是慕道友,他们一起接受「中国福音会」牧师的教导,学习改革宗出版社的资料和书籍,逐渐接受改革宗神学。2005年圣诞节,早已信仰基督的著名作家余杰从北京赶赴成都为王怡施洗。

随着信仰的加深,王怡等人开始筹建教会。「一间地方教会的形成,最重要的是教义、教职和教产的确定。」两年间,王怡等三人一起查考历代信条和《威斯敏斯特信条》,教义逐渐统一。每周六的早餐祷告会也训练了预备的教职人员。

契机发生在 2008年 5月 2日,家庭团契被政府冲击和取缔。警察问谁是带头人,王怡等三人站了出来,「弟兄姊妹说,这是在警察面前被『按立』(被授予神职)了」。第二天,宣告了教会的信仰告白。

5月 25日,四川「5·12」大地震后不久,秋雨之福教会正式成立,宣称接受初代教会四大信经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威斯敏斯特信条》,王怡等三人成为长老制下的长老。秋雨之福的名字,出自《圣经》诗篇:「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源泉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

傲慢的知识分子

王怡信仰基督乃至后来成为牧师,曾经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因为那之前,他是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曾宣称自己不会有信仰,而且不会要孩子,保持「丁克」家庭。

生于 1973年的王怡原为成都大学老师、宪政学者。

网络刚入中国时,论坛成为网民发表言论的自由广场。王怡在 2000年担任「关天茶舍」的版主,将该论坛推向鼎盛,并成为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一个聚集地。王怡本人也出版了多部著作,其中随笔集《载满鹅的火车》和《不服从的江湖》等书,以其充满画面感的描述和清丽脱俗的文笔以及深邃的思考,一时洛阳纸贵,引领了当时的网络风潮,也为王怡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除此以外,王怡还参与了一系列的民间维权事件,并于2004年入选《南方人物周刊》「影响中国的五十名公共知识分子」。王怡说,他当时是一个很骄傲、甚至傲慢的知识分子,「公义这个词让我特别骄傲,觉得自己是一个行公义的人」。

余杰还记得,当他第一次向王怡传福音的时候,王怡回答说,苏东坡是他心目中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如果苏东坡因为没听过福音就会下地狱,这个信仰就是无法接受的,他「宁愿陪苏东坡一起下地狱」。

掉下来的苏东坡

事情在默默地改变。

作为一名宪政学者,王怡 2004年接连参与了几个国内的家庭教会受迫害案件。在调查、写作和诉讼中,他通过蔡卓华案、华南教会案等实例了解到中国地下教会对信仰的坚持,以及政府对其强力的打压。而且,他从一些信教农民的「脸上看到一种圣洁的光」。

政府的打压还传递到王怡本人。那一年,他被学校停课、被禁止在媒体发表文章。官方通过匿名电话骚扰他和妻子,甚至用调查的手段骚扰他的父母。这些外在的压力和经济上的困难,曾使王怡处于恐惧之中,「不是害怕坐牢,而是不知道未来。」

精神的沉重甚于现实的困难,家庭环境也陷入困顿。王怡的妻子蒋蓉开始信仰基督教,并邀请一些同道到家里查经聚会。看到了世俗价值理想的有限性,坚持多年的个人主义根基已经动摇,「出现强烈疲惫感和虚无感」的王怡也参加聚会。但他的内心是犹疑的,既没有独自一人开口祷告过,也没有独自一人唱过赞美诗。

直到那一天。王怡站在高凳上,去拿书架最高处的一本书,不小心摔了下来。躺在地上,血流不止,王怡莫名其妙地开始祷告:「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天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

王怡想,如果一只麻雀掉下来,都有神的主权掌管,那他掉下来是什么意思?

神启!缝了九针、在病床上躺了一个月后,王怡相信了上帝的绝对主权,「不仅掌管我里面的一切,也掌管我外面的一切。」他通过「五个一」来寻求上帝在他生命中的意义:一位上帝,一个妻子,一间教会,一座城市,一份召唤。后面三个一——秋雨之福教会、成都、传道人,被王怡确定为一生的使命。

王怡强调,他信仰上帝的历程,主要是对知识分子这个身分的不断反省和悔改,从而破除「今生的骄傲。」

但他在多年之后依然承认,信仰上帝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一个知识分子经过深入探索和思考后,对自由主义正义观的迷茫。「天赋人权。没有天赋,何来人权?」「人人平等的基础是什么?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王怡说,他相信自由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也是善的和公义的,但如果没有上帝作为源泉,在独裁者面前就没有自信心。

所以,王怡对上帝的虔诚,不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中国宪政转型的期许。

拥有一间自己的教堂

王怡认为,当今中国正面临着人类历史上最深刻、最广泛的历史转型,不仅需要政治经济制度的改变,更需要民族文化的转变,这一切,都将以信仰的转型为核心。而基督教将担负起重塑中国人信仰的重任。

1949年中共建政时,中国除了有100万天主教徒,只有 80万基督徒。在政府的严酷政治迫害下,三十年后的 1979年,竟然统计出 800万基督徒。目前国内的基督徒可能达到七八千万人。「正是因为基督教这一信仰共同体的内在生命力,超越了它所遭遇的政治高压的残酷,才能形成自发演进秩序,成为在中共最严厉的打压下唯一逆势增长的组织化的民间力量。」

证道中的王怡(图 via 临溪)

证道中的王怡(图 via 临溪)

在当代中国,家庭教会几乎是唯一的在国家体制之外拥有丰富生命经验的社会共同体。「家庭教会已经形成一个隐形的公民社会。」王怡判断,中国宪政转型之后,基督教将主导中国人的公共文化、道德生活、家庭价值与人际交往模式。

加入教会前后,王怡依然以知识分子的身分参与各种活动。2005年,参加斯洛文尼亚举行的国际笔会年会,在闭幕式上作题为《我们不是作家,是人质》的演讲;2006年,在台湾东吴大学出席「两岸知识分子论坛」,同年入选法国外交部「未来人士计划」,并在华盛顿参加「中国宗教状况高峰会议」,会晤美国总统布什;2008年,在华盛顿出席「全球基督徒法律人大会」,获颁「促进宗教自由杰出贡献奖」。

既有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背景,又对基督教伦理与中国现实的深刻见解,信仰上帝后,王怡自然成为家庭教会的核心。

政府的防范和打击从未放松。冲击聚会场所、驱散聚会信众、扣留和拘押教徒,是家庭教会面临的常态。教徒们把每次磨难当做上帝对他们的考验,政府的打压甚至成为促使教会成长的力量。教会就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壮大起来。

2008年的一次冲击和取缔,直接促成了秋雨之福教会的正式公开成立。当年 12月,王怡辞去成都大学的教职,成为全职长老。

2009年,中国官方统一开展了新一轮对家庭教会的打击和取缔。据说,当时政府在全国范围内选了三个典型教会进行重点打击。上海万邦教会,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地下教会,拥有信众约 1600人;北京守望教会,国内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地下教会,拥有信众约 800人;而选择当时只有 80名信众的秋雨之福教会,则是因为王怡牧师的政治影响力和与海外政治界宗教界的广泛的联系。

4月,秋雨之福教会被赶出租用来做礼拜的会堂。6月 21日,成都市民政局和警方正式认定秋雨之福教会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

一连九周,秋雨之福教会的信众聚集到锦江边的街心花园进行户外崇拜。在这最困难的时期,王怡被选为教会的教导长老即牧师。

有位信众说,如果教会自己买房做教堂,政府就不容易这么随意驱赶他们了。

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对一个刚刚被定性为非法组织的地下教会来说,甚至显得疯狂。没有法人身分,用什么名义购买?到哪儿去寻找一个合适大批信众礼拜的场所?巨额资金如何筹措?怎么躲开政府相关部门的阻挠?一系列障碍摆在面前。

但拥有自己教堂的诱惑太大了。王怡等信众向上帝祈祷,商量对策,祈求上帝的指示。当决定买房后,事情进展得极其迅速,筹钱、选房、签合同、交首付、装修……当年 8月,秋雨之福教会就在自己的教堂内开始聚会礼拜了。

地震后的成都高层住宅降价,一周内教徒们奉献凑足了二十万元首付,用几名教徒个人的名义买房,在当局尚未做出反应之前就进驻。一切都异常顺利。

中国政府2009年打击地下教会,可以说是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上海万邦教会被拆分,北京守望教会几乎被打散,只有秋雨之福教会可以说因祸得福,借机购买了「教产」。拥有自己的教堂,这在全国的城市地下教会中,也是仅闻的首例。王怡说,这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又一个奇迹。

来自政府的逼迫并未因此而减弱。查抄非法聚会、检查消防措施等,各种手段齐施。那半年,王怡四次被警方拘押。

平安夜的牢房,牧师、妓女与小偷

秋雨之福的教徒们用温和而坚定的态度应对来自政府的压力。你查抄,我们与你讲法律、坚持索取执法手续、要求严守执法程序;你扣人,只要按照法律程序,我们默默忍受,向上帝祈祷;你检查消防措施,我们按照要求超额配备消防器材,按时进行消防演习,并邀请相关部门官员现场观摩……2010年圣诞节平安夜,政府也曾强硬地驱散聚会、查封场所、抓走王怡,教徒们则马上到成都最繁华的春熙路聚会,并向行人发放福音单,唱圣诗「报平安」。那晚,超过三十名教徒被抓。

经过长期的博弈,秋雨之福教会争取到了生存的空间。正常情况下教徒聚会,只有管片民警监控,政府逐渐减少了骚扰动作,默认了秋雨之福教会的存在事实。打压的减弱从王怡本人的经历就可以明显看出:2009年下半年,四次被拘押;2010年到现在,只拘押他三次。

王怡认为,这是大环境使然,「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已经明白,地下教会的存在根本不可能被清除了,所以他们打压的力度在放缓–不是进攻了,而是在防守。」

信仰上帝初期,王怡用笔名在《南方人物周刊》开有专栏「电光倒影」,后来结集为《天堂沉默了半个小时》。虽然与他的第一部书《载满鹅的火车》一样同为影评随笔,但新着每一篇都是在借电影谈信仰谈上帝。

王怡在主持婚礼(图 via 王怡)

王怡在主持婚礼(图 via 王怡)

很多曾经与王怡同气相求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用四个字评论王怡的写作内容的转变–随处布道。

而王怡对此很坚持。他说,他的文章受到很多非基督徒的欢迎,「我很感激神,神在松动人心,预备万事。通过我卑微的写作,让更多读者读到基督徒对信仰的公共表达,和对文化的介入。」

辞去教职、全职奉道后,王怡的专栏被迫关闭。他的写作更是转向福音性文字。

现在,王怡的生活非常有规律,以主日礼拜为核心安排每周的活动。

9月 16日的主日周报显示:17日、18日为周一周二,外出参加「提摩太修会」。19日周三,上午为「同工晨会」,王怡短讲《加尔文的灵修与祈祷》,并主持会议;中午有「恩言团契」;下午有「门徒课程」,王怡带领学习《圣经》的「耶稣降生」篇。20日周四,是王怡妻子蒋蓉主持的「妈妈下午茶」。21日周五,「同工培训会」,王怡进行「大要理问答」。22日,「周六晨更」,王怡带领学习《箴言》;「恩召团契」,在幸福梅林高威自行车公园学习「生命出埃及记」。23日主日礼拜,王怡将进行上下午两场《信我的人永远不死》的证道宣讲,当晚还有「天路爱侣」月间团契。

曾经的大学老师,现在却天天面对形形色色的「弟兄姊妹」宣讲,有没有失落?王怡说,他现在拥有的是最自由的讲台,在中国没有一个大学教授、没有一个媒体记者能够拥有。

曾经名满天下的公共知识分子,现在却过这种程式化枯燥的传道生活。王怡是怎么想的?

王怡用一次被拘押的经历来回答,2010年平安夜他被抓走,关在派出所的临时拘留室。当天晚上,同牢房的是一个妓女和一个小偷。平安夜、牢房里,一个牧师、一个妓女、一个小偷,三人构成了一种奇特的场景,「我相信,这是上帝早在冥冥之中安排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