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盛的乌坎人

童话注定容易破碎,乌坎的故事也逐渐变形。在错综复杂的利益网络里,土地追讨困难重重,被热烈赞扬的民主实验似乎也运转不佳,被寄托了无限希望的新村委会开始失去村民的信任,曾并肩战斗的战友开始相互指责,备受尊敬的领导人被视作新的独裁者。

2014年3月18日,乌坎村委副主任洪锐潮因涉嫌在该村民生工程项目中收受贿赂而被刑事拘留,另一乌坎事件中的维权领袖人物、前村委庄烈宏成员也因担忧政治报复在今年一月与妻子赴美国旅游后向美国政府寻求政治庇护。

在最初的新闻兴奋之后,谁又会再在意乌坎人的命运?当初的欢呼者们似乎忘记了一个根本事实——在一个庞大的集权体制下,怎么可能实现局部的民主?

2012年,洪锐潮在乌坎村村委会选举会场

2012年,洪锐潮在乌坎村村委会选举会场

本文原刊于 FT 中文网,作者许知远,他曾围绕乌坎事件撰写《民主的功夫茶》系列

“我只担心锐潮”,他干下一杯啤酒,哀叹起来。在乌坎时,我和很多青年人喝过酒,在短暂的时间里,这个村庄像是一个主题公园,一个抗争与民主的实验地。第一个与我喝酒的青年就是他担心的洪锐潮,高大、英俊、热忱,面貌与昔日的农民革命者彭湃颇有几分相似。

庄烈宏(沈绮颖摄)

庄烈宏(沈绮颖摄)

但我从没有和他认真交谈过。他叫庄烈宏,是乌坎事件中最早的反抗者之一,那首《乌坎之歌》就是他演唱与制作的。这首歌改编自 Michael Jackson 的原作,传达出善良农民被贪官欺凌的悲愤情绪,几乎即刻征服了村民的心。他也是四个被逮捕的青年之一,成为短暂的英雄人物,在随后的选举中,他当选新的村委委员。

在乌坎事件的主要抗争者中,我和他最陌生。他对你满是笑容,却似乎总有一种隐隐的焦虑与回避,他不象其他人一样对外来者轻易敞开心扉。

童话注定容易破碎,乌坎的故事也逐渐变形。在错综复杂的利益网络里,土地追讨困难重重,被热烈赞扬的民主实验似乎也运转不佳,被寄托了无限希望的新村委会开始失去村民的信任,内部也出现分裂。庄烈宏成了第一个辞职的村委委员,他开起了茶叶铺。

对于这个村庄的内部纷争,我们这些外来者似乎永远也搞不清。曾并肩战斗的战友缘何开始相互指责,备受尊敬的领导人如何被视作新的独裁者,高涨的群众热情又为何变得如此冷漠?乌坎上演了一场迷你的革命剧,这些“后革命症状”不难理解,它们在不同地域、时代,以不同规模上演着,但具体细节却似乎很难说清。更重要的是,当初的欢呼者们似乎忘记了一个根本事实——在一个庞大的集权体制下,怎么可能实现局部的民主?

去年9月初,我前往乌坎。这个两年前还被视作中国民主希望的村庄,陷入了普遍的幻灭。在夜晚的大排档,洪锐潮用《水浒传》里的故事来自比——好汉们要不被招安,要不陷入孤立。庄烈宏似乎更为神色不安,连习惯的热情也消失了。

谁也未想到,我们会在法拉盛相逢。他已在美国滞留了两个月,正在寻求政治庇护,他为乌坎村原本就戏剧性的命运增添了新维度。这个村庄的新一届选举刚刚结束,早已表示心灰意冷的林祖銮再度当选村委会主任,洪锐潮则以“贪污罪”被警方拘押。

法拉盛的夜晚,像极了一个中国县城。人群拥挤、霓虹闪烁、火锅店与卡拉OK相邻,满耳的中文……

裹挟在这人潮中,你不禁感叹,既然仍是过这县城生活,何必来此?

十年来,皇后区的法拉盛取代了曼哈顿的中国城,成了新的纽约华人中心。如果说旧日的唐人街是广东与福建劳工生活的延伸,纽约的法拉盛与洛杉矶的罗兰岗就是新移民的产物——它丰裕,却杂乱、粗鄙、弥漫着高度的物质性,它再没有堂口、会所竭力想维持的某种中国传统。当然,不管新旧唐人街,它们仍包容反叛者。我在一家美容院旁看到中国民主党的招牌,声称自己是北京政权的最大的反对党,它的领导人满脸严肃地把法拉盛称作“中国海外民主之都”。

庄烈宏也成了新的反叛者。他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公开寻求政治庇护。林祖銮公开称他是“乌坎败类”。

“如果我不走,肯定也被抓了,”他说,深深后悔“没把锐潮也拉上”。

2012年,洪锐潮在乌坎村村委会选举会场(图片来自熊伟的微博)

2012年,洪锐潮在乌坎村村委会选举会场(图片来自熊伟的微博)

我们坐在缅街上的一家东北餐厅里,比起从前,他的神情明显放松了,更有一种漫溢的热情与兴奋。两个多月来,我是第一个和他见面的故人,在这等待阶段,他似乎也终有机会畅谈自己,甚至承认那个神秘一时的“爱国者一号”就是他自己——正是“爱国者一号”发出了村中抗议的第一张传单。

“秋后算帐一定会来的”,他回忆起逃离的决定。他觉得自己了解政府,政府的暂时让步仅仅是因为村民的团结与外界压力。倘若村委会内部分裂,他们的噩运必会到来。在他的眼中,村委会逐渐屈服于政府压力,忘记了最初的目标,曾备受尊敬的林祖銮成了某种独断者,他与锐潮的想法相近,却越来越孤立。这也是他辞职的主要原因。而当去年四月他带头再次封路以后,他觉得自己的危险性陡然增加了。

这是个筹划已久的出逃计划,开茶叶店、买船出海打鱼,都是掩护——他要安心过日子,不问村中事。

他清楚危险的临界点,他必须在新选举前离开——政府会考虑公共舆论,不会在此前清算他。他研究季风与洋流,从乌坎开船到关岛,需要十天,最好在四月进行,此刻太平洋风平浪静。他一直劝说锐潮随他离开,但后者尚没有这种危险意识。

他比自己想象的幸运。他尝试着申请护照,携妻子随团赴美旅行,没有受到阻拦。当他们在洛杉矶脱团时,除去一位曾去过乌坎采访的美国记者,他在美国举目无亲,几乎不懂一句英语。

他原想保持沉默,但锐潮被捕的消息让他难安。他说,为了锐潮,他什么都愿意去做,到纽约的中国领事馆举牌抗议,在联合国总部前召开记者会。他只是担心,这是否会让锐潮的状况更为窘迫。

但这些真的有用吗?在最初的新闻兴奋之后,谁又会再在意乌坎人的命运?法拉盛也生活着民主墙与天安门事件中的英雄,他们曾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但如今谁又真的在乎他们?

两个月来,他无时不在想念乌坎,思考哪些步骤错了。他相信,新村委会设定了太多的目标,原本的诉求反而模糊了。对于外界的民主期盼,他更是觉得毫不重要——只有土地是真实的,只有土地能凝聚村民,也是他们奋起抗争的原因。

我不知该怎样评估他的分析。距离让他的思路更清晰了,还是让他更陷入了一厢情愿的理解?

他有一种本能的现实意识,知道如何判断周围环境,保护自我、学习新技能。乌坎那一套令人讶异的抗争语言都与他有关。

他期待能回到乌坎,重新建设这个村庄,我记得他当年那些雄心勃勃的设想。但他也知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是回不去了,“或许要十年了”。

他必须要创造新身份。我们见面时,他已经对法拉盛的一切相当熟悉,知道这家东北菜是在香港超市的对面,这条缅街正是Main Street的中译。比起法拉盛,他更想去洛杉矶生活,那边华人多,更重要的是靠海,气候也与乌坎更象,如果能做个洗船工,泡在海边,就更好了。

夜深了,我们在街头分手。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对他的未来充满期待,他有能力主宰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