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像中国:广场上三轮车夫的眼泪

1989年6月3日夜晚以及6月4日的凌晨,英勇的人力车夫脸上的眼泪让时任《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的社长的纪思道永志不忘:他们蹬的三轮车原本是在北京各处运货用的。每当枪声一停,这些车夫就会蹬车冲向军队的方向,运回殒命或者受伤的学生。

六四期间,一些人力车夫冒着生命危险去营救伤者。(Getty Images)

六四期间,一些人力车夫冒着生命危险去营救伤者。(Getty Images)

本文原刊于纽约时报中文网,原题是《25年前天安门广场上三轮车夫的眼泪》,作者纪思道(Nicholas Donabet Kristof)

我这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位人力车夫:他流着眼泪,蹬着车,拉着一个受了重伤的学生冲向医院——远离刚刚用子弹击倒那名学生的士兵们。

那位三轮车夫是个勇敢的人,比我更好的人。他给我上了一课,让我永志不忘。

当时我们正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旁的长安街上,时间是1989年6月3日夜里,中国军队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的时候。25年前的春天,那场学生运动震撼了全中国。

从4月中旬到6月初,数百万抗议者挤满了中国各地上百个城市的大街小巷,要求享有言论自由和民主,反对腐败。我当时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的社长,在中国生活。那场运动令人难忘——而且最初也很鼓舞人心——交织了勇气和向往。

抗议者承认,他们的生活已经得到了大幅改善,但他们认为这还不够。他们坚称,他们不只要填饱肚子,还要享有权利。

迄今为止,那都是我所报道过的最有礼貌的抗议活动。在推搡着挤过警方的人墙之后,学生游行队伍会停下来,转过身,再三呼喊,“谢谢你们,公安!”有些学生被指定负责捡拾在混乱中丢失的鞋子,并把它们交还给相应的学生或警察。

抗议学生占领了北京中心地带好几个星期。然后,6月3日晚,部队从几个方向攻入了北京。他们就好像是一支外国军队似的,朝一切移动的东西开枪。在距离天安门广场几英里的地方,一个朋友不到20岁的兄弟被军人击毙,当时他不过是骑着自行车去上班。

部队开始进城时,我跳上了自行车,飞快地朝天安门广场冲去。在那里,成群的市民涌到了街上,试图保护抗议学生。他们也遭到了枪击。

在那个可怕的夜晚,以及6月4日的凌晨,最英勇的人就是那些人力车夫。他们蹬的三轮车原本是在北京各处运货用的。每当枪声一停,这些车夫就会蹬车冲向军队的方向,运回殒命或者受伤的学生。

士兵们不为所动,甚至会朝试图搬运学生的救护车开枪。但车夫们却把生死置之度外。

他们的英勇特别令我感动,因为在那个春天,我非常频繁地听人说,中国还没有做好迎接民主的准备,中国人受教育程度不够,素质还不高。说这些话的既有外国人,也有中国官员。民主往往更牢固的扎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社会,这一点倒是不假。

然而,我清楚地记得一名车夫:他身材魁梧,穿着T恤,也许连高中学历都没有。然而,他是何等地英勇!当他冲过去搬起一具躯体的时候,我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生怕他会中弹而亡。他把那个年轻小伙放在车斗里,拼命朝我们骑回来。他的脸颊上流淌着眼泪。

他看到了我,见我是外国人,便突然转过来,在经过我身边时放慢了速度,让我能够见证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这是一个可怕的夜晚,我不记得他的原话,不过大意是,我应该把这里发生的事情告诉全世界。

当然,他不能很好说出“民主”的定义,但他为民主冒了生命危险。

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长安街沿途建筑物上的弹孔已被修补,历史也同样遭到粉饰。有一次,当我提到六四大屠杀时,一名中国大学生疑惑地看着我,让我深感震惊;原来她从来没有听说过此事。

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也是事实。人们收入大幅飙升,住房条件获得了改善,最新的数据(我们应该对此持保留态度)显示,中国的妊娠和分娩死亡率比美国还低。

那位人力车夫可能没有投票权,但是他的孩子很可能上了大学。中国的进步无可争议。然而,人的尊严不仅仅需要填饱肚子,还需要享有权利。

伟大的中国文学家鲁迅曾经就当年的一场大屠杀写道:“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中国正在变得繁荣昌盛,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也在形成之中。与此同时,公众参与的诉求将会提高。从波兰到韩国,世界各地的诸多民主运动我都曾经报道过。我相信有一天,就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可以在一座纪念碑前表达对当晚死难者的敬意。我希望,那座纪念碑会是一尊人力车夫的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