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维吾尔人的家庭史

《凤凰周刊》2014年第12期封面故事《一个维吾尔人的家庭史》,通过一个传统和田维吾尔族家庭30多年来在和田、内地的经历和感受,试图令读者更多地了解维吾尔族人的经历和内心。

上世纪80年代起,库尔班江的父亲做玉石生意,走出新疆,频繁进入内地。独特的经历和开阔的视野改变了他对教育、宗教、民族的观念,亦影响了四个子女此后的人生轨迹。

深受父亲影响的长子库尔班江同样来往于口内各地与和田。他在内地的经历代表了大多数维吾尔人在内地的境遇,而他对故乡和田的独特观察,对宗教、保守主义不断挤压世俗社会的深深忧虑,则为读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理解新疆维吾尔族世界的窗口。

库尔班江一家

库尔班江(左三)和父母及其大外甥

口述:库尔班江·赛买提 / 采访整理:张弛

最近关于新疆的事情特别多,我特别难受。这种难受劲儿没法用语言表达,新疆不应该以这种方式成为热门话题。

3月1日昆明暴恐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跟朋友在外边吃饭,回到家已经10点多了。一看昆明出了事,我心里就开始不安,一直盯着手机看新闻,越看越不安,因 为有人提到行凶者穿着黑衣。我有70%的预判,这件事与新疆有关。等后来消息确认,我整个人都瘫痪了,在家里待了一天,什么都不想干,哪里都不想去。这种感觉,2009年“七五事件”的时候有过,但这次更恐慌。怎么说呢,发生在新疆,对很多人来说毕竟是很遥远的,但这次是昆明,就像在家门口一样。我想,这对于内地普通民众的影响更大。

3月2日那天,我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以前从来没有过,我心情更不好了。对方倒是没说什么,也很客气。问我:你要继续待在北京吗,有要回新疆的打算吗?我说,老婆孩子、房子都在北京,我打算一直待在这儿。他们就把电话挂了。我给周边的一些朋友打电话,问他们有没有什么影响。一个朋友,是个女孩,派出所的直 接去了她的住所,说是安全检查,把她吓坏了。派出所的走了以后,她很害怕,就给房东打电话。房东说,我知道,他们也给我打了电话。后来房东又说,对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今天是你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什么都别想,好好工作,外出注意。我朋友感动得直掉眼泪。

然后就是马航的事,先是说飞机上有一个新疆人,于是有了各种猜测。那个人恰好是我的朋友,一个画家,我赶紧把他的一些信息发到网上,澄清事实,消除误解。接着长沙又出了事(注:3月14日,长沙两名新疆籍商贩因纠纷互殴,4名无辜市民被殃及身亡。两名商贩,一人互殴中被砍死,另一人被警方当场击毙), 网上再次对新疆人骂声一片,但这一次,我任何消息都没有发,这和内地发生的一些恶性事件没什么本质不同。昆明的事情是恐怖袭击,长沙的是刑事案件,这两件事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想,新疆人的形象不应该是这样的。我要实实在在做点事情,让外界了解新疆,了解新疆人:其实他们和所有人一样,只是为了过好日子。我现在没有足够的资金拍摄纪录片,但可以用图片来讲述这些人的故事。从3月3日起,我就一个个地联系在北京的新疆人,各个民族都有,拍照片、写故事。现在我已经拍了差不多30 个人,有打馕的,卖烤肉的,在医院、科研单位、传媒行业工作的,还有设计师。希望通过讲述他们的故事,让大众知道普通的新疆人是什么样的,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点击此处浏览库尔班江的摄影)

同样,我也要说出我自己和家人的故事。一个和田的维吾尔族家庭,经历了怎样不同的改革开放年代,以及在内地过着怎样不同的生活。

“库爸三迁”

库尔班江·赛买提:1982年生于新疆和田,维吾尔族。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自由摄影师、摄像师、独立策展人。纪录片作品有《森林之歌》、《好运北京》、《岁月山河》、《舌尖上的中国Ⅱ》、《时尚圈》、《丝路,重新开始的旅程》、《时·光》、《汶川生者一年间》

库尔班江·赛买提:1982年生于新疆和田,维吾尔族。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自由摄影师、摄像师、独立策展人。纪录片作品有《森林之歌》、《好运北京》、《岁月山河》、《舌尖上的中国Ⅱ》、《时尚圈》、《丝路,重新开始的旅程》、《时·光》、《汶川生者一年间》

和田是新疆非常传统的维吾尔族地区,但我们家与其他家庭有些不一样。我们家四个孩子,三个不在新疆工作和生活。老三继承了家族的生意,在深圳开玉器店,老四在深圳一家婚纱摄影公司做后期处理。只有妹妹在和田当汉语老师。

在南疆,几乎找不到这样的家庭。这归功于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父亲。他喜欢跟别人聊天,尊重有学问的人,不断学习。父亲是阿图什人,不论经商理念,还是做人做事的方式,都跟一般的玉石商人不一样。

大概在1984年前后,刚改革开放不久,我父亲做玉石生意,开始频繁往内地跑,眼界变得开阔。回来后,经常给我们讲他遇到的人和事。

父亲说,你们是男孩,一定要出去。他经常对亲戚朋友们说,三个儿子,我一定要把他们都赶出和田。他真的做到了。我觉得父亲的包容性、对一些事情的理解,真的超过很多干部。所以我们家的孩子,包括对宗教的看法,跟和田别的维吾尔族家庭都不一样。

我小时候家境很好,在和田数一数二。父亲没有上过学,母亲也一样,都是地道的农民。但父亲坚持要我们上学。他经常说,自己就是没读过书,吃过很多苦。如果他没钱了,哪怕卖掉裤子,也要供我们上学。了解南疆的人都知道,在和田那个地方,又是传统的维吾尔族农民家庭,这非常难得。

小时候,我们兄妹都不会念《古兰经》。每到寒暑假,妈妈就想把我们送到阿訇或者伊玛目(伊斯兰教教职称谓)办的讲经班,但父亲坚决反对。这件事上,他们不知道吵过多少次架。

我父亲认为,孩子还小,等长大后自己有了感悟,再让他们自己选择也不迟。但我妈担心,如果不去学经,以后会成为别人眼中的“异教徒”,不被当地社会接纳。 我爸说,所有的罪恶,由他一个人来承担。小的时候,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慢慢地,特别是这几年,和田的宗教氛围更保守、环境更恶劣,我觉得他实在是太伟大了。

我父亲讲的故事,几乎都跟教育、知识、上学有关,几乎没听他说过谁赚了多少钱、生意做到多大。有一次从广州到上海的飞机上,他旁边坐着一个老太太,是个教师。她有两个儿子,都在美国读书、工作。父亲很有感触,回来跟我们说了好几次。

1996年左右,很多台湾人经香港转道上海,将和田玉贩卖到台湾。据说当年在上海,第一个把和田玉卖到一公斤一万元的就是我父亲。父亲给我们讲一个台湾客户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大儿子不爱上学,还乱花钱,在学校里开最好的车,那个人就把大儿子赶出家门。他说,这是要做给另外两个孩子看,否则三个孩子就都毁了。

父亲讲的这些故事,无意中给我们灌输了一些观念。他经常说,肚子里面没有墨,你怎么能写出字来?其实具体的学习方面,他很少管,从来不给我们压力。父亲不识字,也不知道我们成绩怎样,他只是不停地搬家,给我们创造好的学习环境。

汉族有个故事叫“孟母三迁”,小时候我们也搬过三次家,每次都从大房子搬到小房子,但当时我没听过这个故事。第一个家很大,是姥姥留下的房子,从住的地方走到大门需要15分钟,要穿过一片森林。但周边环境很杂乱,住的是生意人,家里的小孩都不上学。后来搬到一个监狱旁边,环境倒是很安静,只有三家人,但小孩也很少,没有人跟我们玩。住了两年多时间,就又搬家了。这次是一个小两层,周围住的都是干部,一出门,就是和田市一个退休市长的房子。

到那里后,我们不逃学了,学习也变好了,因为周围的小孩都在上学。住我家对面的是一个医生,老婆在银行工作,四个孩子,最大的在天津上大学,两个女儿是 “民考汉”,还有一个儿子学的是音乐,我们就跟他们一起玩。当时,我的汉语还是不好。和田那个环境,学汉语真的太难了(和田地区维吾尔族人口比例约为 96.4%)。一直到1998年我上初中,我还只认识“我、你、他、爱”这几个字。因为喜欢邻居家那个学汉语的维吾尔族女孩,想给她写信,初三时我第一次动笔写汉字,写的是“我爱你”。

为了我们的学习,母亲付出的代价特别大。父亲长年在外做生意,有时几个月都没有消息。记得我六七岁那年,父亲一年多没有回家,妈妈推着车子在街上卖水果。现在我印象还很深刻,冬天下着雪,特别冷,妈妈穿着一件宽大的皮衣,抱着老三在街边摆摊卖苹果。很多人对母亲说,让你大儿子帮忙不行吗?那个时候,没有义 务教育的概念,和田很多家庭都是让孩子给大人当帮手,但是妈妈没有。

因为我们兄妹几个没去过讲经班,妈妈现在快60岁的人了,她的兄妹至今都不跟她来往。即使偶尔见面,也是刺激她,“你看,跟你们家孩子说话,需要请一个翻译”。意思是,你的孩子都是“汉族人”。其实我们维语都很流利,交流根本没有问题。我们也被亲戚排斥在外,妈妈的家族中,30多个表兄妹从小都不跟我们玩,说我们是“卡菲尔”(异教徒)。母亲特别痛苦,父亲也特别难受。

其实,我父母都是虔诚的穆斯林,每天做五次礼拜,斋月时封斋,尽可能帮助身边的人。对普通人来说,宗教是向善和励志的。生在一个穆斯林家庭,信仰也与生俱来,我们成人之后,才了解父亲的苦心。学习科学、文化,掌握知识,见过了世面,才能更好地理解宗教,才能把学过的东西和背诵的条文变成智慧。

朝觐的波折

现在母亲的最大心愿,是去麦加“朝觐”。因为沙特每年给中国的朝觐指标有限,新疆特别是和田要去的穆斯林人数太多,四年前她就开始排队申请,但最近村里干部告诉她,她可能去不成了。

“朝觐”是穆斯林一生中最重要的宗教功修。以前我们家有钱的时候,去麦加很容易,当时指标也没这么紧张,但我父母的想法,是首先要把4个孩子培养成人,然后才会考虑去朝觐。在和田,这是一般人接受不了的。

我父亲的观点,朝觐不过是最近和田的一种时髦。他一直认为,安拉就在我心里,麦加就在我身边。作为穆斯林,首先要把自己的孩子培养好,如果有多余的钱,就供贫困的小孩上学,再有钱,可以去修路架桥。反正无论做什么,安拉都会知道的,不一定非得去麦加。

但我们几个孩子,都想成全母亲这辈子唯一的心愿。其实,去年(2013年)村里一个干部通知我妈,说已经轮到她了,她特别高兴,但后来却没了消息。等到同村去朝觐的人都回来了,我妈去问,才知道她的指标被别人顶了,因为我妈没送钱。

我妈不想花钱去做这件事,我爸也一样,尤其是这种很神圣的事情,花钱味道就变了。但在和田,不花钱办不成事,朝觐指标也是明码标价。我心里很不舒服,说别跟妈妈讲,我们花点钱让她去吧。我找到一个官员打听,得到的答复是,你妈去不了,因为你家里有公职人员,而且身份证上的年龄已经超过60岁。

公职人员就是我妹妹,她是和田市拉斯奎镇中学的教师。我想不通的是,妹妹已经出嫁,户口也不跟父母在一起,怎么就能影响到我妈的朝觐呢?

我妈很伤心,哭着跟我说,不去就不去吧。我妹妹不忍心,告诉我说,要不我辞职吧。我又给那个官员打电话,问如果我妹妹辞职,我妈能去朝觐吗?那个官员说,还是不行,她老公也是老师。

在南疆,维吾尔族找工作本来就很难,许多人是当协警或者教师,其他机关单位很难进去。我曾去过和田县一个偏远乡镇,当地宣传动员组9个人,只有一个是维吾 尔族,这个维吾尔族还是司机。我说你们都是汉族,也不懂维语,这个宣传动员群众的工作怎么做?他们回答,就那么做。干部这么脱离群众,基层怎么会没有矛盾?

在我母亲朝觐的事情上,我相信和田一些官员的做法是不对的,这不是国家的政策,也不是新疆自治区政府的政策。如果长期这样下去会出问题的,会很严重。好在我们家的孩子受过教育,能想通这一点,不会做出过激的举动。

因为父亲曾经告诉我们,上学就是要让我们分清哪个是“黑”哪个是“白”。现在回想起来,我能明白他所指的“黑白”是什么,比如现在社会上有很多极端片面的想法,但我在遇到一些事情时,不会以他们那种极端的方式来理解,会更冷静、客观。

“最不好的”老师

就我所受的教育,教师是一个很崇高的职业。我们家三个男孩现在发展都不错,但真正令父亲感到自豪的还是妹妹。从小和三个男孩一起长大,妹妹骨子里有点男孩气,我爸不多说,不过我能感觉到,他欣赏我妹的一点是,她学到的东西是向外传播的,可以影响很多人。

妹妹喜欢当老师。小时候,家里有白墙,妹妹到处写字,就好像给人讲课一样。四兄妹中,学习成绩最好的就是她。大学毕业后参加公务员考试,妹妹考了全和田市第二名。从小我妹妹是不戴头巾的,在和田那个地方,这是不可想象的。我妈曾因此很不高兴。但爸爸说,不戴就不戴,那么漂亮的头发,脏了可以洗。

在和田,很多父母都不赞成女孩出去工作,婚前就有很多逼女孩辞职的,不辞职的话结不了婚。妹妹要去上班的时候,周围人跟我爸妈说,女孩当老师不太好,影响结婚,但我爸妈根本不听。这次妹妹为了母亲朝觐的事说要辞职,我妈立刻就反对,辞职以后你干什么,就在家里带孩子吗?我爸说,女儿你太自私了,你那么多年 的书都白读了吗?

库尔班江镜头下的喀什

库尔班江镜头下的喀什

妹妹是学校里出了名的“最不好的”老师,学生眼里的“恶魔”,老师们也都不敢惹她。学生考试,要是敢作弊,那这个学生就“死定了”,会被直接“踢”出去。

她老公给我讲过一件事,语文(维语)考试时汉语老师监督,汉语考试时语文(维语)老师监督,为了考核,他们之间达成协议,监考的时候互相稍微松点儿,学生成绩能考得好一点。但学校的老师,谁都不敢跟我妹妹这么说,否则她肯定直接冲进教室,把学生所有的小抄翻出来,扔到外面,然后再开始考试。老师们都拿她没 办法。

和田农村的孩子,对汉语的认可度特别差,如果汉语老师不严格的话,他们的汉语水平根本不可能提高。要上内高班、大学,汉语是很重要的。妹妹认为,语文(维语)要抓紧,但汉语也很重要。平时,她还组织几个班有潜力的孩子,专门留下来给他们补汉语课。学校里其他老师都接受不了,觉得她太积极了。

下班别的老师回家了,她会拉上学生去找父母。很多父母都是农村的,不理解,甚至骂过我妹。

妹妹留作业不死板,不是非得写在本子上。没做作业,没关系,放学后留下来十分钟,让他讲昨天和今天都学了什么,能讲能懂的,就算完成了作业。别的老师都接受不了。她说,回去写作业,很多农村的孩子做不到。但今天的课程,还有上次的课程,他回去之前都能记住,记住以后告诉我,这就是一个复习的过程。

妹妹后来被任命为汉语组组长。校长说,必须要拯救学校的汉语教育。

这所学校原来汉语教育很不好,没有一个专业的老师。我妹妹当汉语组组长后,就把汉语组二十多个老师组织起来,给老师都布置作业。最夸张的是,每月她会利用周末时间组织汉语组老师讲课,用汉语不夹杂维语讲一小时的课。只组织了两次,第三次就没有人来了。

妹妹认为,要找学生对汉语感兴趣的点,不能简单当成一门课程。那段时期,他们学校4个孩子考上了内高班,以前连一个也没有。

虽然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被认可,但妹妹在学校特别不容易,因为她打破了平衡。每年的评奖,从来没有我妹妹。

妹妹还收到过一些孩子笔迹的讥讽她的字条,大意是,大家拿的都是一样的工资,这个学校又不是你盖的,你这么卖命有什么好处?你这辈子,会和我们一样,永远待在这个学校,不要觉得你是汉语组组长就怎么样。妹妹把纸条拿给我看,说着说着就哭了。

后来支持妹妹的那个校长退休了,妹妹就待不下去了,被借调到市里一个小学去了。

尽管是借调,妹妹还是很认真,每到周末把孩子家长叫过来开会,一个一个分析孩子的性格,商量教育方案。那些孩子的父母根本接受不了,家里就两个宝贝,怎么能这样折腾我们孩子?妹妹很痛苦:政府不是一直提倡抓教育吗?但真抓实干的老师遇到的困境,谁来解决?今年他们学校甚至还考虑,不让她当汉语老师了,要让 她教语文(维语)。可她的专业就是汉语啊,而且南疆最缺的就是汉语老师。

信任基础上的生意

如果不是父亲的玉石生意出了问题,从博州师范学校毕业后,也许我也会成为一名教师。2000年,父亲去俄罗斯做生意,200万人民币的现金被抢,突然一下 子什么都没有了。我印象特别深刻,爸爸从俄罗斯回来时是深夜,扛着一个很破的麻袋,笑着进门的。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看到爸爸回来都很高兴。过了三四天,跟我爸聊天的时候,他笑着说,“真主给的,真主又拿走了”。没过多久,爸爸就去了内地。后来我才知道,他带走了家里几乎全部的玉石,没想到全部石头又被偷了,包括身份证,什么都没有了。

当时我刚毕业,开始双向选择,分配方式有一些变化,现成的岗位不够,需要等。我的同学,有的去了和田本地小学当老师,有的在家等了两年,都还没工作。但我跟学校说,把档案给我,我要做生意。这两件事,对我父亲打击特别大。因为他有很强的责任感,也爱面子,觉得不赚钱就不能回去。但越较劲就越没有起色,他承 受不了打击,失踪了,几年之内音信全无。我是家里长子,当时妹妹在上大学,老三也要高考,老四在上初中,我必须撑起这个家。于是,我一边做生意赚钱供养家里,一边到全国各地去找父亲。

那段时间我特别难受,压力也大,每一天都必须挣到钱,不然家里生活难以维系。而且我们家,饮食、穿戴都是比较讲究的,第一年我赚了两万八,家里花掉了两万六。过年(古尔邦节)我不穿新衣服,但必须给弟弟妹妹买新的,因为不想让他们感觉,父亲不在,生活水准就降低了。

2004年找到父亲时,我的生意已经做到一定规模了,等父亲回到和田,休息半年后,我就离开和田了。当时父亲已经重新开始做生意,家里经济状况也不错。

传承家族生意的重任落到了老三身上。他大学时学的是英语,理想是当导游。毕业那年夏天,他和我爸去了一趟东莞。广东那边清真餐厅很少,每次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买。有一天下着雨,我弟弟在宾馆看着玉石,爸爸出去买饭。回来的时候,老三从窗户里看到,爸爸微驼着背在雨里走着,看到那个场景他就哭了。他跟我说,爸 太不容易了,这么多年他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他决定放弃自己的理想,跟我爸一起做生意。

库尔班江镜头下的喀什

库尔班江镜头下的喀什

现在老三在深圳开店。我爸一直跟老三说,第一,不要着急赚钱,先把人做好,每次都是这样压着他。他现在在整个深圳古玩城都很受欢迎,别人还给他取了一个汉族名字:阿江。很多人没见过他,但都听说过他的故事。

最典型的一次是2011年,有一块4公斤多的石头,深圳一个老板想要,开价560万元。当时我们都很高兴,但我们并不知道,那块石头有问题,上面的“皮 子”(指皮壳,即玉石的外皮)是假的。因为爸爸已很少管生意,就没跟他说。第二天就要付钱,我爸知道了,说这么好的东西,也不给我欣赏一下。

我父亲眼睛很毒,看了一眼说,这个石头不能卖,这个“皮子”不对劲。他端了一盆开水,把石头泡在水里,一个多小时,然后放进冰箱冷冻室,第二天拿出来,闻到了浓浓的化学味。老三当时急着挣钱,说这也没褪色,还是卖给他吧,能赚不少钱呢。我爸就说了一句:你过来这边,是赚钱的还是扎根的?

我家的玉石其实不便宜,我爸的原则是,第一不能骗人,不懂玉石的人,不要让他在你店里消费。玉石生意是人与人之间信任的过程,不能让人产生任何疑惑。很多人都曾问他,本钱多少,他说,别逼我说谎。

假“皮子”的事情,对老三和我都意义重大。老三刚开店,他有经济上的压力,开始几年很着急,现在快5年了,他已经完全沉淀下来了,而且我爸经常去深圳监督他。

还有一点,也是我爸的原则,就是自己店里的东西,要自己指出它的缺点。不仅老三,我都接受不了。不夸就不错了,为什么还得指出缺点?我爸说,我的东西有这些缺点,是让别人心服口服去买。因为卖到别人那里,或者和朋友说起,或者拿出来给朋友鉴赏,懂行的人会看到这个缺点。但你自己指出来,它就不是一个缺点, 如果你不说,别人看出来的时候,那就是缺点了。

对于我们家而言,生意很重要,是我们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但我爸没有把赚钱放在第一位。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其实是在传播一种文化。回想起以前在巴扎(维吾尔语,集市、农贸市场)上,你看上一个东西,但钱不够,先拿着。暂时没钱也不需要写欠条。互相信任,没有欺骗,纯粹是一种在信任基础上的交易。但现 在市场越做越乱,名声也差了。有些人为了钱,把信仰也搭进去了。比如,发誓:安拉在,我的本钱是多少。我爸一说起这些,就会很难受。

我爸给我弟弟传递的理念是,钱早晚会赚到,但可能会更辛苦。现在市场乱,竞争激烈,我弟弟开始很难接受这种理念,觉得他这种方式过时了。但经过这么几年,他发现刚开店时遇到的一些朋友,现在还在,明白了我爸给他传达的东西是对的。现在弟弟话越来越少,办事越来越稳。

假“皮子”的事情之后,他很长时间都没赚钱,养店、生活,一个月差不多要两万元。我问,你有没有收获?他说,有,我现在是深圳人。他特别自豪,身份证都随身带着,随时掏给别人看。他现在户口已经迁到了深圳,对于商人来说这是很难的。他很自豪,虽然没赚到什么钱,但现在是深圳人啊,有一种被人认可的感觉。

不敢让弟弟待在和田了

我最小的弟弟,高中没好好上,前几年是我家最头疼的问题。2007年,才读高一就退学了,和社会上的小青年一起混。我爸跟我说,想想办法,你弟弟在和田这 种环境继续待下去,很危险,必须把他带出去上学。我就问他,你想学什么?要么到北京来,学什么都行。但他死活不愿意离开和田。

甚至我弟跟我爸说过一句话,“和田是你的吗?除非你把我给打死,装到皮箱里运出和田,不然我绝不离开和田。”

我们都不敢跟我爸这样说话,可见,当时和田的那种环境,已经对年轻人产生了什么影响。他的脾气、做事方式,不知不觉就受到周边一些朋友的影响。觉得父母为你着想是不对的,我有我自己的想法,但其实他很迷茫。

有一天他半夜才回家,我爸扇了他一巴掌,他就离家出走,一晚上没回家。当时我在上海,父亲给我打电话,我坐不住,给我公安局的朋友打电话,无论如何必须找到他,直接关到拘留所就行,让他好好反省。他不抽烟也不喝酒,就和那些社会青年瞎混,没有任何兴趣爱好,什么都不愿意学。幸好2007年年底,一个四川的朋友在和田开影楼,我就让他去了影楼。拍照、灯光,或者后期,喜欢什么干什么。我想让他对某个东西感兴趣,转移一下注意力。他对后期处理感兴趣,一坐就是 八九个小时。

但2009年“七五事件”发生后,一些员工之间开始有了冲突,影楼除他之外都是汉族人。冲突的起因,其实都是小事。有一次听歌,一个汉族小伙子正在听周杰伦的歌,但我弟弟喜欢BEYOND乐队,觉得有感觉,他就换了BEYOND的歌。汉族小伙子不干了,说了一句:你这个“缠头”(对维吾尔的蔑称),给我把 那个换回来。我弟弟说,你说什么呢?就把喝水的杯子扔了过去。就这么一件小事,立即演变成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

我朋友把那个汉族小伙子开除了,把我弟弟也狠狠说了一顿。被开除的那个汉族小伙子觉得处理不公,偏向维吾尔族,就想把店砸了。他带了20多个打工的赶到店 里,堵着门要打我弟弟。我的朋友摁着我弟弟,不让他出去。但我弟弟也已经打了电话,找了四五十个维吾尔人过来。你想,刚发生“七五事件”,聚集的又全都是 年轻人,多可怕。我朋友还没反应过来,看到来了一群维吾尔族青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赶紧给我打了电话。我就紧张了,对朋友说:千万别出什么事,赶快报警!还有,我弟弟不能让他出去,我知道他的性格,出去肯定打起来。报警后公安局来人,把他们全都抓走了。这才避免了冲突。

库尔班江镜头下的喀什

库尔班江镜头下的喀什

后来我想,再不能让他待在和田了,这样下去早晚得出事。我那个朋友说,你弟弟学得也挺好,但和田这种环境,千万别让他在这里待着了,一定要让他看看外面的世界。我就给他打电话,吓唬他,说这件事情特别严重,我已经给你买了机票,明天就去深圳,我给你找了店,你可以到那里学习。他到深圳后,我们找了公安局的 朋友出面作担保,给店里说,如果出了什么事,一切由我承担。

刚到深圳,老四也不习惯。但在深圳待了半年后,他曾回过一次和田,只待了三天,已经不习惯和田了。“20多年我在和田白活了,还是深圳好,我还是回去吧。”这是他亲口说的。

老四现在深圳一家连锁婚纱摄影公司工作,非常受欢迎。我跟他的主管谈过,他们特别喜欢他,叫他买买提。他做事很认真,对色彩的感觉很特别。在和田,能看到的绿色不多,一般都是沙尘暴啊这种暖色调的黄色,老四对于这种暖色调把握的很好。

四弟跟周围的人相处得很好。公司几千人,他是唯一一个少数民族,唯一一个新疆人。去年开年会,公司包了个体育场,他特别兴奋。公司叫天长地久,他说,我是天长人。很多以前没跟新疆人接触过的人,跟他接触后,觉得新疆人也挺好的。

现在公司上下都知道他,弟弟通过自己的方式得到了别人的认可。我问他,你还要回和田吗?他说:不回去了,我特别喜欢深圳,以后就在深圳发展了。他觉得深圳很包容,只要有能力,就能得到认可。其实,没有骨子里就坏的人,就看怎么去引导他。一定要找到他的兴趣点,再慢慢引导。现在无论穿着打扮,还是处事方式, 四弟都跟他在和田那些朋友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爸完全踏实了。

汉族兄弟、干爹和干娘

在和田,很多维吾尔族人会排斥汉族人到家里去,汉族人用过的盘子、筷子、碗也会扔掉,不再使用,但我家不一样。其实我很少感觉到民族的东西,小时候我们跟汉族小孩玩得多,他们也可以到我们家来玩,吃我妈妈做的抓饭。

我在和田最好的朋友,是土生土长的汉族人,维吾尔语流利,经常过节到我家里去,说库尔班江不在,我就是你的大儿子,给你送只羊。

很多人感到不太可能,除非家里有人在政府工作。邻居都用异样的眼神看我们,甚至跟我妈当面讲,不要叫汉族人到你们家玩、吃饭。我妈说,我孩子的朋友,就跟我的孩子一样。最后的结果是,邻居不再跟我妈来往,他们认为父母没有把我们培养好,跟汉族人在一起,还在内地生活。

我能到北京发展,要感谢我的干爹干娘,他们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遇到他们时,是我生命中最灰暗的时刻。那时候,父亲失踪,我正独力做生意艰难支撑整个家庭。干爹姓孟,汉族人,是个摄像,干娘是编导。当时他们正在新疆拍摄纪录片《森林之歌》。干爹喜欢和田玉,我喜欢摄影,一来二往,关系日益密切。

那时还发生过一个小故事。我那个汉族兄弟,有一次到我干爹那里哭,问能不能借给我5万元钱,他说:不要跟库尔班江讲,我看到我兄弟实在太困难了,他的压力 太大了,我想帮他。但我刚毕业,这5万能不能算我借的,以后我还给你。干爹觉得,这种帮忙的方式并不是特别好,可以采取别的方式,说库尔班江有你这样的好 兄弟在身边,已经是很大的幸福了。

后来,干爹每次到和田都会给我送胶卷。和田买不到反转片,他就从北京一箱一箱的带来,我特别高兴,给他留最好的玉石。这样我们的情感就越来越深。

父亲回和田重新开始做生意后,干爹到我家里来。我就跟我爸说,我不喜欢做生意,我喜欢摄影。我干爹问我爸,作为一个徒弟,愿不愿意让我们带着他。我爸说,那你就带他走吧。我就跟干爹干娘去了库尔勒,拍胡杨林,一待就是一年半。他们不仅教我技术上的东西,还给我讲很多做人的道理,这种情感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

我一直特别向往大学的生活。从中专毕业后做生意,到后来跟着干爹干娘拍片子,就这样在社会上差不多五年。干爹问我有什么梦想或者目标,我说我想上大学。

2006年8月,我被干爹带到北京,到中国传媒大学进修。我爸跟我说,你怎么看我,就怎么看老孟。我干爹这个人,也没有太多语言,但他就像父亲一样,我们之间没有隔阂。

结婚之前,我还交过一个汉族女朋友,一个上海女孩。我跟我爸讲,我喜欢上一个汉族女孩。我爸说,行啊。在南疆,这是维吾尔社会绝对不可能接受的。我爸说,如果你觉得喜欢她,她也喜欢你,没事儿子,你过好你的幸福日子就行了。在北京的时候,我爸、干爹还有那个女孩都在,她还喝了一瓶啤酒。这在维吾尔社会是不 可想象的,我都不敢(在长辈面前喝酒抽烟,是维吾尔族的禁忌)。虽然后来我们还是分手了,但不是因为民族或者宗教,而是性格和文化差异,跟内地的年轻情侣一样。

我带她回过和田,虽然语言不通,但她和我妈处得特别好,有时候我当翻译。我父母很高兴,还很大胆地跟别人讲,说我儿子的女朋友来了,是个汉族人,我儿子要和她结婚。一些人因此直接骂过我妈,“你们是要下地狱的”。有好几次,我妈都是哭着回来的,但她还是尊重我的选择。

我在内地的日子

维吾尔族人在内地生活,有时候会不方便,但我已经习惯了。天安门恐怖袭击发生后不久,我开车刚过复兴门,快到西单时,一个警察拦车要检查。我停下车,说辛苦了,然后下车。这很正常,我能够理解,特殊时期嘛。

每次住酒店,各种检查或者不让住,我也能理解。跟我一起的汉族同事有时不理解,“为什么只查他不查我们”?有一次在机场,我同事差点跟安检员打起来。过安 检时,我们的鞋都是一样的,但安检员只让我脱鞋。我说,没事,我是大汗脚,全国各地的安检员都知道,这是让我透透气。他们就觉得,库尔班江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说,没关系,他也是在上班而已,这也不是他的想法。出国也是,每次我被查的时间都很长。

我们单位的同事、领导都特别喜欢我,该我做的工作我认真去做,没有人觉得我是维吾尔族有什么不同。刚开始工作时,生活上是有些不方便,但大家都很照顾我。经常七八个甚至十几个人出差,为了我一个人到处找清真餐厅。我说,别找了,我要求吃汉餐。他们说,别开玩笑,再找找。但我坚持进了汉餐厅,服务员给我炒西 红柿鸡蛋,一碗米饭。吃饭的时候,一定是先给我上,大家都习惯了。

但有的地方,你说维吾尔族、清真,都没人懂,就得说回民;还有的地方说回民也没人懂。在四川地震灾区,导演告诉店家,库尔班江要吃清真的,结果,给我上了一盘清蒸排骨。导演都急了,没办法,只好说库尔班江信佛教,要吃素。哦,懂了,给我上了泡菜和米饭。

地震灾区老百姓那种淳朴、善良,让我特别有感触。一个老太太,拿出家里最好的腊肉、腊肠给我们吃。老太太一直盯着我,问我为什么不吃腊肉。导演一再解释,他是穆斯林,是回民。老太太说,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是干净的啊。我吃饭很快,吃完就想走。老太太说,我没看到你吃腊肠。我一看她家的狗来了,就说,好, 我吃,然后拿筷子夹了一块。导演看老太太一直盯着我,就跟她说话转移注意力。我趁她不注意把腊肠丢给了狗。筷子还没放嘴里,我就说,好吃。

导演都觉得,库尔班江能做到这一步,真不容易。我对这些没那么矫情,我认为,这是一种尊重,他们遇到这么大的灾难,还把自己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他们不懂维吾尔族的风俗,再解释也没有用。我不会吃,但就是要夹一块,这是对她的尊重,就算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吧。

我甚至还拍过杀野猪的场景。我们就住在猪窝旁边,导演过意不去。我说,没什么,你们不也一样会看到我们杀羊、杀牛。杀野猪是用一口特别大的锅,水都扑到我衣服上。但我喜欢这工作,没办法。第二天,总导演慰问我,听说你受委屈了。我说,没事,拍得挺好的。他说,没说拍得好不好的事儿,是说你受委屈了。我说, 没有啊。其实,我确实是有反应的,那个场面,把它剖开,血淋淋的,恶心得我饭也吃不下去。我做的这些,很多人不理解,说我已经不是穆斯林了。

这几年,我也在慢慢影响周围的人,不敢去新疆的人,现在也都敢去了,误解的、不喜欢的也去了,变得喜欢新疆了。我也不想做多大的事情,能影响周围的人,也挺有成就感的,但“七五事件”之后,忽然之间这些都没了。当时我在兰州拍片,忽然看到这个新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不知不觉眼泪就下来了。这不是几年时间能够恢复的。

2010年5月,我们到新疆做前期采访。有个导演没有去过,一路上都在说二道桥(乌鲁木齐维吾尔族聚居区)乱。我听了很不舒服,就把他们带到二道桥。我跟这个导演说,把你手机和钱包借我用一下。拿过来后,我直接就从车上把她推下去了,告诉她这是二道桥,你自己走回去。然后我们就去吃午饭了。她找了个黑车司 机,维吾尔族,跟他说了住的酒店名字,说钱包、手机被人拿走了,把我送到那里后再给你钱。司机什么也没说,就让她上来了。到了后,她对司机说,你等我一下,我去拿钱。司机说,不要钱。她就愣住了。我问她,二道桥怎么样,安全吗?她说,安全,还不要钱。

这种故事在新疆太多了。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搞不清楚宗教与民族的关系,以为维吾尔就是穆斯林,以为穆斯林就是极端的。需要搞清楚,是先有的人,还是先有的宗教?

办护照很不易

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去土耳其、美国的时候,我朋友特别担心,担心境外那些乱七八糟的人。但我爸给我的教育是,不要做对社会有任何不利的事情。有极端思想的人,不要跟他们接触。尤其是我到北京以后,出国的机会很多,我爸说国外的陌生人不要接触。因为国内的很多情况是国外人不了解的,尤其是新疆,内地人都了解 不多的地方,何况是国外的人?很多人把没有的说成有,把小事说成大事,把这些作为自己谋生的手段。不要和他们来往,好好做你的事儿。

我办护照很不容易,这我也能理解。如果是踏踏实实出去,踏踏实实学习、做生意,再踏踏实实回来,什么事情也没有,但有些人就是出去满口胡说八道,甚至很多次我都想骂。

我在沈阳遇到过一件事,刚好建国60周年大庆,不让我住宿。后来派出所民警来了,我说我是酒店的会员,已经订好了房间,凭什么不让住。跟警察谈了两个多小 时,三点多才让我去睡。第二天我想去上网,网吧一个小伙子看了身份证,根本没抬头看我,就说,对不起,你这个民族不能上网。

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新疆人全国各地受欢迎》。没想到半个月后被告知,我写的那篇文章特别火,让我注意点。我这才知道,有人把文章转到网上了。回去我打开邮箱,几乎都被塞满了,300多条留言,都是一些从没听说过的国家的媒体,要采访我。我懵了,也害怕了。我想,是不是要出大事了?我给干爹打电话,跟他说,我要骂他们。干爹说,骂?你太小看他们了。只要你回复一个字,他们就能变成100个字。

还有忽悠我的,让我去香港接受采访,去法国、德国接受采访。没有护照也没关系,他们有办法,可以把我弄成德国公民,各种各样都有。有些我看都没看就全部删干净了。然后两天没上网。半年以后,我美国一个朋友回来,说我的文章他在美国都看到了,不过名字被改成了《对不起,你这个民族不能上网》。

这次参与拍摄《丝路,重新开始的旅程》,必须要办护照。我开始担心护照办不了,就说我不去。但导演说,你是摄像,你不去,我们这片子怎么办啊。那就办吧。

纪录片制作单位首先给新疆党委宣传部开了介绍信,宣传部答复,要给和田市公安局写个东西,就又开了一份,这样我才有资格填申请表。拿着申请表到派出所盖章,需要三个人签字盖章。但根本找不到人,后来我找到所长,所长说不行,还得写一份介绍信。就给派出所又写了一份,一个人签了,还有一个汉族签了,但所长 不签,说他还有事。第二天又去,找不到人,出去了。我又等了一天,第三天再去,第四天还去。一周以后,所长终于很不情愿地给我签了字。

签完字还不行,我的户口在和田,需要镇上的一个副书记签字。找他特别难,说你这不行,因为你是维吾尔族。这是什么理由?我特别难受。签字用了整整两天时间。签完字,给了公安局,15天以后,护照下来了。但跟我说,护照你还是拿不了,必须先交5万元押金。这不是给公安局,是给民宗委。5万元我不愿意出,跟 他们讲理,说我是因公出差,这5万元你找制作单位要去。他们给我们领导打电话,制作单位很无奈,但还是继续和他们协调,钱是没出,又出了第五份证明。然后 到和田市政府,要管宗教的副市长签字,之后民宗委的再签字,和田市公安局才把护照给我。

拿护照的时候,还让我写还回来的时间。我说写不了,我们经常要出国,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出去。办护照时,还有人跑到我家里去,给我妈施加压力。我安慰我妈,别怕,现在的新疆已不是原来的新疆。

我三弟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他在深圳已经待了4年,想去香港,但港澳通行证办不下来。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他往派出所跑了十几趟。每次都是“没有时间,明天再来。”

我对新疆的理解很灰暗

维吾尔族在国外的很多,在中亚、德国、法国,都能见到维吾尔族人。出去看看很好,人的心胸和包容会变得不一样。

现在很多新疆人对于土耳其的认知是不全面的,很多从土耳其回来的人,没有说实话,他们只选择了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只字不提其他的。很多人过于强调土耳其的伊斯兰元素,把它弄到一个很神的地步,不想想为什么土耳其能发展到现在。除了旅游,土耳其有什么?土耳其发展到现在,就是凭借一个世俗化,各种文化的交 融。土耳其文化的包容性很强,位于亚欧之间,欧亚文化都有,它的伊斯兰已经很世俗化,只要是好的东西就会吸收,没有排斥。

土耳其,我觉得去旅游、做生意可以,在那里生活还是算了。土耳其人视维吾尔族人为兄弟,但不是那种亲兄弟,是不太平等的那种关系,他们是高高在上的,“弟弟你受委屈了,哥哥在”。是那种“我是你的大哥,靠着我”的感觉,但实际上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我很不习惯。

在土耳其参加一个摄影展,要填表,我说来自中国,QIN(土耳其语里中国叫QIN),就是CHINA,他看我一眼,用土耳其语问,哪里?我说,QIN,新 疆。然后他忽然站起来,抱着我,好像我是特别受委屈的一个人,我就愣住了。他说,我知道,你们过得很不容易。当时我就很不高兴,我说谁跟你们说我过得不容易,我是过得好,今天才能来到这个地方,过得不好我能到得了土耳其吗?他说,我听说是。

我说,你去过新疆吗?没有。那你一定要去新疆看看。聊完,吃点心,他指着点心得意地问,你们那边有没有这种点心?我说,这种点心,我们家里时时刻刻放着,不是像这样放在店里面。他问,你们喝茶吗?我说,我们维吾尔族很好客,一定会给客人泡茶,而且我们的桌子,比你们这个桌子大得多。新疆也有穷人,但还没有 到吃不上点心的地步。所以,你一定要去新疆看看。

我很欣赏土耳其文化中的理解与包容,好的东西我们要吸收,吸收以后才会有新的发展。我觉得,极端的宗教主义者没有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也走不远。新疆生活着这么多民族,没有这种包容、理解与互相尊重,永远不可能有发展。

现在新疆很多人对于宗教的理解和解释,是跟《古兰经》中不一样的,变异得很可怕,越来越狭隘。这次去乌鲁木齐、喀什,我拍的一些照片,很多人说,为什么 P(图像处理)得那么厉害,颜色太暗了。我说,这就是我看到的颜色,我感受到的,不是我非要压抑得这么狠。本来正常的照片,中间应该有一个过渡的灰色,这个灰要调成黑白之间平衡的东西,现在这个平衡的东西没有了。

这就是我想表达的。在新疆的大部分人,现在已经失去了这个平衡点,他是往更黑的方向走。大面积的黑,小面积的白,黑与白的平衡已经失衡了,所以看起来会很压抑。

很多人对于宗教的认识出现了问题。本来应该是往前走的,但现在新疆却是往后撤,这是挺可怕的一件事。说是“回到《古兰经》”中去,也不是真正回到《古兰经》,他根本没有理解,政府又没有很好的引导,几方面因素一挤压,宗教与世俗失去平衡,变得越来越极端。

2014年春节期间,我们举办过一个土耳其明星的演唱会,就有一堆维吾尔族人骂。骂的原因之一,是从宗教角度说我们唱歌跳舞就是异教徒,很多话特别难听。

“万万没想到,我一直很尊敬的库尔班江大哥,这次当了土耳其人的走狗,跟在别人后面,等着别人给他一口馕吃。”

连土耳其都骂,这件事真的太可怕了。要知道,原来的年轻人,是很喜欢土耳其的,觉得有亲切感。才几年的时间,人们的思想就变得越来越狭隘了,即使是土耳其的世俗文化,也容忍不了了。他们这是要把新疆引向阿富汗那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