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权纠结的香港——北京香港30年摩擦的温床

在本文中,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以“四权纠结的香港”为主题,探讨香港今天的政改问题和街头运动的原因及目标。

2014年9月22日,香港大专院校学生在中文大学的百万广场举行罢课宣誓大会

2014年9月22日,香港大专院校学生在中文大学的百万广场举行罢课宣誓大会

上篇:香港政争之源:主权治权分歧

本月底的这几天,中国人大常委会要对香港的政治改革做正式的决议。由于这是一个业已公布的议程,近几个月来无论是在北京(此简称是指中国分管香港事务的多个中央机构)还是在香港,双方都在为这一决议的出台做各种准备。香港几乎每周都有触目惊心的街头活动,泛民主派和亲政府派一直在街头活动方面进行“点对点、面对面”的激烈竞争——你方做一次近百万人规模的签名活动,我方也做一次;你方搞一次十几万人的大游行,我方也搞一次。双方都说对方的数字不靠谱,但规模确实都很大,香港街头运动的记录多次刷新。双方在舆论发声的交锋上也异常频繁和火爆。

北京对香港问题的底线已经披露

在层出不穷的这些声音中,有两点是最核心的,但最关键的第一点在香港似乎还未获得全面足够的重视:

第一点,几天前香港的主流媒体报道说,北京决策层已经在两个可能出现的问题的相对重要性上,做出了艰难而明确的选择。第一个问题是可能导致香港金融区瘫痪的大规模占领中环活动;第二个是2017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普选程序,北京不希望看到“不放心的被提名者”进入主要候选人的名单上。最后,北京做出了一个“两害相较取其轻”的决定——宁可让占领中环的大规模事件发生,也决不让自己不放心的候选人入围。控制遴选特首,比控制街头抗议更为重要。你闹归你闹,我选不动摇。

第二点,北京反复宣示:选出来的特首一定不可以损害国家安全;与中央政府不一致、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就是危害国家安全。这就公开划了界,对“违反国家安全”正式作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硬性解释。

北京以上的艰难决定及其解释的源头,涉及到对香港问题至关重要的“四权”的认识。这就把近几个月来双方越来越激烈的争议和眼花缭乱的种种说辞,打回了“原形”。

什么“原形”?那乃是与整整30年前的1984年,中国掌舵人邓小平在各种主要矛盾上权衡以后、毅然宣布收回香港的决定直接相承。这“四权”是香港多年里所有重大政治争议和冲突的温床,既包括民众的街头运动,也包括2017年特首选举前后几年中香港政府的基本走向。不讲清这“四权”的纠纷,就无法看清当下的局势和下一步的趋势:香港未来的几年一定不可能是安稳的,一定是风雨加雷暴。

北京的看法:“主权”和“治权”合一

第一权是主权。今年是邓小平宣布收回香港主权决定的30周年,再加上中国人大常委会本月底要发布香港政治改革的决议,各界人士中了解当年香港回归争议的人士纷纷出来温故知新,感慨万千。1980年代初期,邓小平政治生涯“三落三起”中的第三次崛起,正值中国党内军内国内的大局未定之际,他还来不及仔细考虑香港问题。可是中英之间近一个世纪前签订的租让条约“大限将至”(这是当年香港总督发回伦敦的“年度汇报”原措辞),如何处理香港问题就被匆匆忙忙地摆到案头。

对于十分棘手的香港主权问题,北京高层也没有长期考虑后拟定的方案。中共领导层内部当时存在着不同意见,其中有两派最具代表性。一派是“不动派”,即主张让香港的地位不要大动,基本持续下去,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三十多年里虽然主权未落实于香港,也并不影响充分利用香港为中国服务。这种状况维持下去,对中国的经济外贸继续有利。另一派则认为香港的地位需要改变了,不能继续让英国管理。

争议纷纷之中,邓小平一锤定音,决定1997年要收回香港。这就体现于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面的那场著名谈话。根据英方的解密文件,邓小平讲话时,指主权问题不能讨论,中国一定会在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否则难以向中国人民交代:“如果到时未能收回主权,新中国会跟清朝一样,现在的领导人就像李鸿章一样……中国人民不会再信任他们的领导,中国政府就要退出政治舞台”。邓说不会立即宣布收回香港的决定,但最迟一两年后宣布。1984年果然宣布了(《明报》2013年3月24日有关英国解密文件的翻译)。

而邓小平只做最重要问题的决定,不管细节,这是他的决策特点。当时邓小平最关心的是主权问题,那是他认为涉及香港唯一重要的大事。邓小平那一代人,青少年时目睹了太多的中国主权被屈辱损伤,所以收回主权并不是面子问题,而是大政治,是涉及百年轮回的国运问题。至于香港回归后如何去管理,香港与大陆关系的细节如何,他并未作很多考虑。在一定程度上,这也不是他那时考虑的优先问题,因为百废待兴的中国还有总体改革开放的更大、更难的问题摆在他的面前,更加迫切。

英国曾试图以“主权”换“治权”

在“主权”这个最高层次下面的权力是“治权”,即管治权或治理权。同样是在以上提及的英方解密文件中,部分章节证实了英国政府当年的第二方案:在“主权”问题中方不让步的最坏情况下,退一步要求中国把香港的治理权仍然保留在英国手中。这种两权分离的安排,有如大公司的董事会和经理层的双重架构——中国是掌控香港主权的“董事长”,英国则是负责香港日常运作的“总经理”。

解密文件显示,1982年9月23日早上,撒切尔夫人与时任总理赵紫阳第二次会面(第一次会面谈的是国际议题),专门讨论香港问题。面对撒切尔夫人多次提出的,若香港回归中国会引起全球来港投资方的信心危机,赵紫阳老实相告:“如果要在两者间只选择其一,中国视主权优先于(香港)的繁荣稳定”。撒切尔夫人说,当年割让香港的条约依国际法仍有效力,若要废除它,需经英国国会通过法律处理。她于是建议双方另立协议解决,让英国保留香港的治理权,以便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她第二天再次解释:主权和治权不同,如果香港改变了治权,会产生信心危机,应该让英国在1997年后继续管治香港(译文出处同上)。

英方的“二权分立”提议在当时的背景下也不是完全离谱,它所依据的历史事实是:香港在英国150年的管治下发展得很好,人均收入赶上了英国。香港1949年以后,还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资本主义世界贸易交流的有效窗口。继续让英国按照过往的方式来治理主权回归中国后的香港,也能够得到香港本地精英阶层绝大部分的认同。

从英方解密的文件中,我们看不出中国领导人对“以治权换主权”有任何积极的回应。更值得注意的是,字里行间表明,中方并没有把主权和治权看成是可以分离的,这种安排似乎很难被中国领导人理解。此后的事态发展我们都知道,北京的最终决定是把香港的主权连同治权一并从英方收回,一刀两断。

我多年里老是记得当年读到的一个生动例子,香港殖民政府后期最高位的华人官员邓莲如(她是英国女王封的“男爵”,是第一位取得英国终身贵族身份的华人),为了香港回归问题参加一个访问团到了北京,被邓小平接见。邓女士欲充分利用这个宝贵机会,向邓小平反映,很大一部分香港居民对中国治理香港担心害怕,是因为中国本身还缺少法治和民主。如果中国大陆多朝民主法治方向快步改革,就能大大增强香港对中国管治的信心。邓小平很不高兴地训斥称:“请你们到北京来是讨论香港问题的,不是让你们来告诉我怎么管理中国”。确实,在邓小平眼里,能够告诉他怎么治理中国的人已经走了;毛泽东之后,还有谁够资格告诉他如何治理这个问题无数、潜力无穷的泱泱大国?

邓小平对主权象征的理解:换旗换督和驻军

香港的回归,当然需要能够体现中国主权象征的安排和相应的举动。那时参与此事决策、地位仅低于邓小平的高层领导人有国务院副总理黄华(过去兼任外交部长)和耿飚(过去兼任国防部长)、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他们认为签订了中英有关香港主权交接的条约是最重要的事情,随后的安排就比较简单了。

周恩来和邓小平之下分管港澳台和华侨事务的实际负责人是廖承志,他也是对外部世界最了解的老干部,一次接见香港代表团时,他对主权变更的解释,是非常著名的十个字:“换旗换督,不驻一兵一卒”(《明报》2014年8月10日有关回归的资料特刊)。这里的意思很明白:香港回归的关键是国家主权的最高象征,只要把米字旗换成五星红旗,把白皮肤的总督换成黄皮肤的特首,其它的制度一概不增加也不减少。邓小平过去没有这么说,但他讲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也基本上是这个意思。

那时有关“中国对香港的国家主权体现”官方定义所发生的唯一一次大风波,是邓小平对从1997年6月30日午夜开始,中国军队是否在香港驻扎的问题公开发怒。整整30年之前,就在中英交接条约的最后文本敲定之际,邓小平当着所有被接见的记者们的面,怒斥两个领导人——黄华和耿飚。这两位已经表示解放军在港不驻军,以免影响国际社会对香港的信心。而邓小平在镜头前怒斥耿飊及黄华,指在香港不驻军是“胡说八道”。这令在场的人大惊失色,更是令香港惊慌失措,英国也傻了眼。

客观而言,邓小平如此重视驻军,乃是一种本能。对于邓小平这种大半辈子带兵打仗、靠枪杆子得了天下的强人而言,驻军是主权最核心的标志之一。邓不会忘记,近代中国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存在完整意义上的“一国两制”:占据小部分领地的一方有自己的军队,占据大部分领地的合法政府就无法干涉其管治的权力——这就是1937年后国共抗战时期的陕甘宁特区。如果没有军队,其他都是废话。连我这样的读书人当时都对香港的亲中报刊主编说,我挺理解邓小平的说法,驻军只要是对外不对内,就是主权象征意义的,没有问题。

而且你再看看英国殖民主义史的两百年,在全球那么多的地方都插上了自己的米字旗。英国人插国旗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走出去的英国公司的经商活动宣示其主权,一是通过军人的占领宣示其主权。而中国只能靠派驻军队的方式,来支撑它在香港的另外两个国家主权的象征——“换旗、换督”。

即便把这三大象征全算进去,也可以看出,邓小平对“国家主权”的界定范围是不大的,没有巨细无遗、保罗万象。邓当时对治权也许是真的不怎么关注,他历来是管大不管小,管粗不管细,只要主权在手,其它都好办。这说明,中国对主权和治权关系的理解,与英国以及在英国统治下成长起来的香港华人精英层是很不一样的。在后者看来,主权的象征意义最多就那么三条,其实际内容就是外交和国防;除此以外,其它都是治权。这便成为后来北京和香港多年来种种冲突的根源。

举例来说,1997年4月,解放军的少数先头部队要进驻香港,为7月1日主权交割做准备,香港十分紧张。当时的紧张情绪是少有的,许多媒体都在港深交界处的口岸等候解放军的入港,后来还发生了纠纷。回归后香港有些人提出的疑问是:解放军进驻香港为何要带进攻性的重兵器——即武装直升机,这是香港很多人难以理解的。而且入港的军车经常裹得严严实实,亦未经香港海关的检查,香港有人质疑这是否侵权,侵犯了香港的管治权力。北京则认为军队运作是代表主权的行为,不受地方海关的行政性检查是正常的。这就是双方的分歧所在,香港看做是治权的,而北京看做是主权。1997年7月1日之后,第一任特首董建华经常在这类问题上被立法局议员和媒体质问,他也讲不清。

主权和治权的纠结让北京香港之间越发紧张

简单总结一下。在一开始,邓小平关注的只是主权,后来很快发生了摩擦乃至冲突,基本原因就在于双方对主权和治权关系的理解差别巨大。如何选特首,在香港许多居民尤其是白领中产阶层看来,是属于治权范围,因为特首既不管外交,也不管国防,只是负责香港的内部事务,北京不应该主导此事。北京则坚持,特首如何选的问题,是在主权范围之内,我们不管,那还行?!这几个星期香港主流媒体的头版头条,大多数都是这类言论,下面是8月28日的主要报道:

香港的全国人大代表引述委员长张德江在前日小组讨论时指,香港普选要考虑国家安全和利益,预计在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后,“香港可能会有事情发生”,中央已有心理准备。“出闸限”(即特首候选人)两至三名,“门槛”要过半(指必须获得推选委员会过半票)方可成为正式候选者。

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张荣顺接受新华社访问时谈及“白皮书”,强调中央不是不管香港,亦不是只管理某些事务,“只不过采取了不同於管理内地其他地方的制度和政策,实行特殊的方式管理”,中央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张又不点名回应李国能早前撰文指“法官只应向法律负责”的说法,指香港法院是特区政权机构的组成部分,法官是治港者,与司法独立无矛盾。

就在这一两天,北京会正式宣布香港政治改革的最终决定。大家早预测,它马上将触发香港街头的大规模反应,这就牵涉到“四权纠结”中来自民间社会的另外两权——“人权”和“公民权”;四权的纠结令香港很不安,有关人权和公民权的纠结,则需另外撰文来讨论。

下篇:从人权走向公民权的香港社运

香港的社会运动如今目不暇接、此起彼伏。本周和下周马上就要展开的三大街头运动——9月22日的香港大专院校学生的罢课宣誓大会、9月26日的香港大中学生罢课运动、10月1日的市民大游行(普遍预计,占领中环的行动将在这天启动),已经箭在弦上。虽然最后究竟有几千人参加罢课、有几万人参与街头运动还说不准,但此后仍会有更多更大的社会运动出场,则是必然的趋势。

这些运动的表现形态各异,已经成为国际观光的一个颇具吸引力的项目。外地旅游客、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对香港大中型和超大型的街头游行和集会,表现出极其浓厚的兴趣。这类社会运动参与者们的标语口号所表达的诉求五花八门,在很多外地人眼里似乎是放大了好多倍的“行为艺术”。但是经过多年的细心观察,会发现表象之下深藏着一条主动脉——香港最近二、三十年来的社会运动,其主要诉求越来越是从“人权”走向“公民权”(citizenship)。如果对这个主流走势缺乏理解,就谈不上实际有效的政策回应。

殖民地时代的香港:以基本人权来“保本”

在中英两国有关香港回归的公告刚出台(当时尚无回归的具体安排细节)及其后的那段时间里,也就是1980年代初期至1990年代中期,香港民间的社会运动主要关注的问题,是在中国主权之下,香港居民的基本人权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到了20世纪末,基本人权在英国的政治和法律传统之下,涵括的方面涉及个人及家庭的生存、就业、财产安全、教育机会、宗教信仰自由、表达自由、迁徙自由、结社和集会权之类(参阅The Blackwell Encyclopaedia of Political Thought, Human Rights)。

这些基本人权在当时的香港被民间社会广泛重视,并不难理解。就如我在本专栏前几篇评论里提及的,主要是因为香港的民间社会记忆中的逃难背景,太多的家庭经历过20世纪中国内地多次翻天覆地的动荡,心有余悸。他们担心类似的情况在主权转换之后的香港也可能发生,于是就有了设法保障人权的强大动机。这种理性的心态,如果借用市场经济的一个俗语,可以称之为“保本生意”的做法,“本”保住了,才有立足之地。不久之后,1989年6月在北京发生的大悲剧,证实了此前香港社会中有关回归前景的那些悲观主义展望——基本人权在中国内地仍然是非常脆弱的,一遇上重大的政治风暴,就会被剥夺掉。北京那场大悲剧之后,立刻发生的香港百万人上街游行的空前绝后事件,半是为北京的同胞致哀,半是为自己的未来伤怀。议论多时的《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后来于1991年6月通过。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我们可以说,基本人权的内容属于passive rights(勉强可以翻译为“消极、被动的权利”)——倘若丧失了这些权利,就难以维持现代社会里具体个人的安全和尊严。这类权利还算不上是positive rights (积极、进取的权利),后者的核心乃是政治领域的全方位参与权。在中英谈判决定香港要回归的那段时期,香港社会层面最关心的是消极权利而非积极权利,确实反映了殖民地的政治现实。英国统治香港的150年里,社会发展和法律进步体现的主要成果,就涵括在这些基本人权里。开明柔性的英国殖民主义专制直到临走之前,赋予香港本地民众的权利也没有超出这一范畴。殖民主义制度的政治权利边界,即是不给予殖民地居民们积极的政治参与权——他们被称为subjects(“臣民”——是“臣服”的意思),而非citizens(“公民”)。

香港回归:悲观的人权展望与意外的人权保障

当时,香港社会对主权转换后局势的悲观展望是主流情绪,这种情绪最生动地体现在三个“敏感温度点”上。许多本地观察者预测,中国政府一旦收回主权,马上就会对北京最敏感的社会团体和活动实施扫荡,首当其冲的目标有三:第一,带头争取香港高度自治权、为此不断向国际社会呼吁支持的政治活跃人士,他们常被贴上“逢中必反”的标签;第二,持续猛烈批评中国党政体系及其领导人的“反共”报刊杂志;第三,每年组织大规模集会、高调纪念1989年北京悲剧事件、要求为该事件受害者平反昭雪的香港民间团体。

距离回归中国的日子越是临近,香港社会上不安定的情绪波动就越大。最糟糕的预期甚至不排除在香港会重演毛泽东式的大规模政治迫害运动,不过以上所列的三个“敏感温度点”不仅是本地社会所普遍瞩目的,也是海外注意力的焦点所在:人们预期,主权回归后,反北京的政治人士或者将会被变相软禁、限制其离开香港的自由,或者会被抓捕,或“人间蒸发”;对北京抨击最严厉的媒体将会被关闭;每年一度的维多利亚广场的巨型纪念集会将会被禁止,筹办该活动的团体则会被勒令解散。

但是,以上三个“敏感温度点”在1997年7月1日之后一个也没有被触及;尤其是第三个,因为它是最具示范效应的。于是有人就说:“等着吧,第一年不禁你,第二年就要动手了”。然而,第一年没有变化,后来维多利亚广场的活动也没有被禁止。

为此,时任香港民主党主席、也是被外界视为北京头号“眼中钉”的李柱铭立刻对北京的宽容做法说了真诚的好话:“现在,抓人看来是不会的,封报纸暂时也看不到。这方面是好的。…… 另一个层次是禁止游行集会,都没有发生。”身为香港首席大律师、因职业训练而措辞谨慎的李柱铭,一句话响四方:“看看香港大势,我比以前有信心。”(以上详见《九十年代》月刊1997年8月号第48-55页)同一时期,其他几位被视为铁杆“反共”报刊的主编,也作了正面的评语和“我是不会移民的”表态。

回归之后香港社会出现了意外的乐观情绪,当然这也符合北京的期待。在北京看来,这种乐观情绪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的中央政府是信守“一国两制”的承诺的,是不会损害香港的高度自治和一贯享有的自由主义生活方式的。

回归之后:仅“人权”不够,还需“公民权”保障

在刚刚回归的那段时间里,北京不触碰前殖民地的三个“敏感温度点”,对香港事务谨而慎之的处理方式,确实为北京在香港民间和国际社会上赢得了很多好评。有两三家英文大媒体在回归前夕发表了“香港死亡在即”的惊恐评论,随即被广加嘲笑。热爱回归的人士说这些西方主流媒体“偏见加无知”、“唯恐天下不乱”,但“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香港的明天会更好,越来越好!

不过,北京也许在最近两年里对那段时期的宽容谨慎方针感到后悔了——当然这是站在中间立场的观察和分析,而不是根据什么官方的正式文件。就是因为当时香港众多政治活跃人士怀着对回归后政治状况最低的预期,而回归后所担忧的最坏的事情都未发生,这在为北京赢得好评的同时,随后也刺激了香港社会发生了北京不愿看到的状况——刺激了香港越来越多的市民对自身权利的更多要求。

香港的社会运动越来越频繁,上街示威游行成为香港市民文化的一个重要标记。也许在当今的北京决策层看来,是当初的宽容谨慎做法给了香港社会运动强化的信心和土壤。最近几个月来,香港媒体频繁报道“北大人”(港人以此称谓来自北边遥控香港事务的大官们及派驻香港的官员)讲的话越来越“狠”、越来越具“火药味”,说的就是这个明显的转变。

客观而言,香港社会运动的频发和强化,有其深层而广延的结构性原因,不能完全归于过去北京显得太“宽宏大量”。

必须强调一个重要的民情(客观)和民意(主观)的转折,这就是1997年之后香港的中产阶级及中下阶层眼中香港发生的“畸形病变”——十几年来香港的诸多问题,大多数与民生民政密切相关,包括香港房价畸高,市民认为是地产大财团与官僚机构勾结,背后也得到了北京的认可。香港的物价急剧上升,市民认为过错是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和内地两边关系中不采取有效措施保护香港本地的利益,主要诱因是泛滥的“自由行”,不仅带来物价飞涨,香港的传统生活方式也在消失,内地人来得太多,香港生活空间被挤压得难以忍受。从这些商贸中大大受益的是财团,而绝大部分社会经济成本却是由普通民众来支付。同时,香港出现的多起官员贪腐行为,市民们也归咎于受内地影响。

这个抱怨的单子还可以延伸下去,有的细节列出来可能使内地读者不堪阅读,太情绪化。然而,香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麻烦,多半与此有关。问题关键不仅仅在于这类抱怨的无穷无尽,而在于由此得出的一个政治结论——越来越多的香港市民认为,根源在香港特区政府不为本地民众服务,拿着本地人的钱,却为“北大人”服务。香港特区政府享受着本地纳税人的供养,特首享受着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高的待遇,其年薪比美国总统、英国首相的高很多很多。香港民众认为,既然特首的特高待遇来自香港的纳税人,他就应该以港人的福祉为己任,“港人治港、港人为港”。可是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本地民众认为特首及其高级同僚未能维护和推进香港的地方利益。按照“纳税人是政府老板”的原则,特区特首及其政府成员显然是不称职的。

从这里源发了普遍的政治诉求:香港居民要决定谁能够担任香港特区政府的主管,他或她能够推行什么样的政策。目前还不是绝大多数的香港居民在表达这一政治诉求,但越是教育程度高的、越是年轻的,就越是要求此一积极权利,这就是“公民权”的核心要素。这些群体得出这个结论,是对基本人权在香港实施了二十多年的不满足——仅仅有基本人权还无法保障他们越来越高的要求,他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人身安全、生存温饱这类“保本”的水平上,他们要做特区政府的主人。

在他们的语境中,回归的近15年来,从本地中产阶级和中下阶层的利益来看,香港不是变得越来越好,而是变得越来越糟,这种情况只能通过香港居民的开放性选举来改变。“选票是个纲,纲举目张”(毛泽东文革后期有句名言:“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意思是“一抓就灵”),这是香港的社会运动从基本人权走到公民权的最重要推动力。

公民权的核心要素就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香港本地人如果是永久居民,则不再是殖民地时代的subjects(臣民),而是citizens(公民),必须有普遍的政治参与权——这是他们眼下每时每刻都在高喊的口号。

香港社运:正处于“公民权”的初中级阶段

在北京看来,香港特区的特首是中国的中央政府任命的,他或她怎么能够仅仅服务于本地居民的利益?如果某个特首认为北京的某项主要政策不合乎香港的本地利益,就顺理成章地公然拒绝接受,那怎么办?

更具威胁性的是(这是指北京的担忧,不是说香港居民决心如此行动),选举本地区政府的主要官吏只是现代公民权的初级和中级表现,其高级表现还包括“自决权”(self-determination:列宁的政党就是以此为手段,一劳永逸地把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的),也即本地居民有权决定他们是否分家单过、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治单元,就像刚刚结束的苏格兰居民公投一样。如果允许香港居民开放性地选举本地政府的高级官员,若干年以后,他们再实施公民权的高级阶段,那怎么办?他们要是这么做,台湾呢?这是一个巨大的困境。

这也就是香港问题的大背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香港问题的下一步、两步、三步的处理,北京都是在“中国一体”这个大框架里运作的。我在本专栏上篇里讨论过的“两权”——主权和治权的矛盾,与本篇讨论的另外“两权”——人权和公民权的互动,纠结在一起,导致隐性和显性的冲突不断,其含义,远远超出了香港特区本身。

小小的香港,大戏还在前头。

关于作者

丁学良,1992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一直从事比较现代化的研究和教学,先后工作于哈佛大学本科生院、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香港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