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奔者范美忠

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36岁的中学教师范美忠从距离震中15公里的教室中抛下学生夺命而出,却又亲手把自己送进了一场震动全国的舆论风暴。在震后10天的一篇文章中,他说自己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哪怕母亲也不会管,「因为成年人我抱不动,间不容发之际逃出一个是一个。」

铺天盖地的谩骂声接踵而至,集合了懦弱、无耻、缺乏责任心等评判的「范跑跑」一词广为流传,成为他此生难以揭除的标签。

然而,这一夹杂着愤怒情绪的刺耳代号,却远不足以呈现出这个千夫所指者的真实面目。在熟悉的人眼中,他是一个令旁人生羡却不敢效仿的精神裸奔者,逃离毫无归属感的故乡,考入最高学府,却又对之满心失望,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四处游荡。孤独、绝望、愤怒、狂傲、虚无、分裂成为他的人生基调,他的身上,交织着中国社会文化的种种冲突悖论。

现实中存在一类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他们身段灵活柔软,在现实夹缝中游走自如,为实现胸中理想常做出适度妥协。范美忠对之心生佩服,却从不愿效仿。幼年时,他日复一日用拳头击打自家墙壁,这一场景恰是他个人,乃至以他为代表的一类人命运轨迹的映射——个人欲求与坚硬现实持续冲撞,纵然疼痛,也不停歇。

震灾过后,那篇有意挑衅大众伦常认知的文章将他与外部世界的格格不入推向顶点。道德审判的狂欢之后,看客纷纷离场,他本人的精神余震却一直持续,至今已是7年。他将自己多年的精神困局形容为一个蛋壳,自己努力挣脱而不得,「范跑跑」事件却像是一把锤子,从外部将蛋壳狠狠击破。

锤子力道凶猛,砸碎了蛋壳,也砸伤了他自己。汶川地震7年之后,《智族GQ》记者贴身采访范美忠,探寻其漫长艰险的精神重建历程。在此过程中,他抛弃了曾经的精神教父鲁迅,尝试皈依基督教却以失败告终,随后投向了曾经怀疑拒斥的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庄子的信徒。从鲁迅到庄子,这一精神源头的颠覆是否如其本人所言业已实现,目前做出判断还为时过早,但其变化过程却摆出一道横亘在旁观者面前的命题:置身于纷繁复杂遍布困扰的世事之中,每一个向往精神自由的个体,究竟该以何种方式面对自己的内心。

范美忠

布道

往返于成渝两地间的火车每天从四川省隆昌县金鹅镇瓜子岩村旁驶过,隆隆的汽笛声让村民们烦躁不安,却又是他们的精神寄托之一:对于这个偏居川南的破旧村落而言,铁路负载着数辈人对繁华富裕的想象,以及改变命运的可能。但村中第一个考入北京大学的孩子在成年之前,却从未获得机会借此打探外面的世界。1980年代中期,这个戴着1000度近视眼镜的瘦弱男孩,为自己制订的首要任务不是应对初中课业,而是日复一日用拳头疯狂击打自家泥土砌成的墙壁。三年过后,他的心愿达成,练出一身紧实肌肉,足以对抗父亲及四个兄长的殴打辱骂。

「青春期那种对父亲的彻底反叛,是我特别成功的一点。后来那么多人骂我,却完全击不垮我,为什么?因为这种经历让我十几岁就完成了人格的独立。」如今,43岁的中学教师范美忠回忆起儿时与父亲的冲突,将其视为个人性格的源起。家庭气氛的暴戾贫苦令他心生绝望,北大历史系录取通知书的到来被村民们视作光宗耀祖,在他眼中,却获取了一种逃离压制的解脱感。

自1992年离开隆昌,二十多年间几经辗转,范美忠如今的落脚地,离故乡不过二百公里。2015年2月的一个清晨,我在成都文殊坊的一家茶馆里见到他。他被围坐在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中间,与他们进行有关文学、历史、哲学的无主题自由讨论。这是为期一周的公益课程的其中一天,八个小时的讨论,他的回报是三四百元的象征性酬劳。

村邻眼中,没有比考入北大这样的学校更加美妙的改变命运的机遇。然而,1997年毕业至今,范美忠从未像这所中国最高学府的大多数毕业生那样,获取超过平均水准的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但他却毫不在意,甚至从未对此产生兴趣。

牛仔裤松松垮垮,裤脚早已磨破。黑色羽绒服的下沿露出来了白衬衣的一角,另一角却藏在里面。十几个人中,范美忠是穿着最随意的一个。为了保证秩序,讨论引入了罗伯特议事法则:每人有两分钟时间提问,范美忠则有五分钟时间回答,一旦到时,必须停止,除非下一个人放弃提问。多次超时后,范美忠表达了反对。「这套规则是非常好的,但是用于开会,我们是讨论问题,并不完全适用。」

主持人表示,既已如此规定,就要执行下去。他再无异议,却加快了语速,陌生的人名和术语越来越密集地出现。他飞快地转动手中的纸杯,杯口已被捏扁。一脸茫然的面孔越来越多,但不在他的视线范围之内——他的眼神始终投往一个固定的方向,前方并不是某个提问者,而是人群外的一块地板。

他非常享受这种言说的快感,至于听众能否接受,不是他关心的问题。范美忠十多年的好友、北京十一学校特级历史教师魏勇这样描述他的讲课风格:「用叶芝、昆德拉、海德格尔、李泽厚作为下河前的准备活动,安东尼奥尼、伯格曼、基耶斯洛夫斯基也不过是一点儿小风小浪,真正的风浪是突然一下到了诸子百家,一个豪华转身、一个古典巨浪。于是,许多没见过风浪的学生被他打晕。」

正如范美忠曾在不同场合反复表达的那样,他在我面前多次评价自己为「中国最好的文科老师」。中午12点,讨论结束,我们走在去饭馆的路上,聊起了曾被他视为精神教父的鲁迅。「北大钱理群对鲁迅的研究根本比不上我。我花了五年做到了中国鲁迅研究第一人。」

然而,即使是他看来最理解他的朋友,也对他的这番自我判断持有保留意见。成都同辉国际学校校长李勇对我说,范美忠更像是一个不由分说的布道家,需要的只是一群听众:「美忠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好老师。他更多考虑的是把我想说的尽可能说出去。可是好的老师要照顾受众的心理,他想听什么,他能听懂什么,他需要听什么?美忠是不考虑的。」

类似的评价,范美忠心知肚明,却不为所动。每接一届学生,他首先要做的是「在学生目瞪口呆之时对他们进行知识轰炸」。他也从不掩饰对大部分老师在智力和道德两方面的优越感。他曾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公开撰文:「我对那些要我注意教学方法的劝告不屑一顾:你们这些老师懂什么?连《史记》都没看过也跟我谈历史!你们那点儿可怜的知识和僵化的头脑再有教学方法也没用!」

在他的眼中,大部分老师是充当应试教育的帮凶,向学生们传递无用甚至有害的伪知识。为与他们划清界限,这个自视「中国最好的文科老师」的人,至今没有教师资格证。「参加这种考试是对我的一种侮辱。」
这自然令他付出代价。学生抗议、家长举报、校长停课、然后离开,如此周而复始,「大半个中国倒腾了一圈」。最短的一次在广州华美外国语学校,仅21天。但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他所痛恨的应试教育制度的受害者:「各种人的反应都在我的预料范围内。每一次离开,主动权都在我自己手上。」

然而,当这种行事风格在特殊的历史节点出现在课堂外的公共空间时,受众的反应却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这令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也让这个自视极高却寂寂无名的中学老师在一夜之间世人皆知。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8级地震,范美忠在剧烈震荡中,第一个跑出都江堰市光亚中学教室。10天之后,他在天涯论坛贴出《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我是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女儿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人,哪怕是我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因为成年人我抱不动,间不容发之际逃出一个是一个。」
这番言论迅即引起了无数批评与谩骂。次日,网络写手五岳散人撰文提出「范跑跑」一词,这成为了范美忠此生难以揭除的标签。

时任教育部发言人说:我们可以不崇高,但是不能允许无耻。北大历史系党委书记说:北大以有这样的学生为耻,如果开除他,我们很赞成。类似的批评,当时无法计数。「如果发生在十几年前,我可能会去自杀。但当时我一丝这种想法都没有。中国十三亿人,哪怕十二亿九千万人说我是错的,只要我认为自己是对的,我就是对的。」回忆起旧事,他的神情有些不耐烦——「我绝不后悔」、「如果事情重来一次,我还会那样做」,过去7年间,这样的语句他已经重复了无数次。

在他眼中,童年一次次用拳头击打墙壁,恰是他此后人生轨迹的映射——个人欲求与坚硬现实持续冲撞,纵然疼痛,也不停歇。正因如此,他人为名利打拼之时,他四处漂泊,寻觅理想的归宿;而当要求开除他甚至杀他全家的大字报贴上光亚学校的大门,他却选择留下,一待就是7年。

在他研究鲁迅的一本著作《民间野草》中,他引用里尔克的诗句:「离开村子的人将长久漂泊,也许,还有许多人会死在途中。」而算上汶川地震之前的3年,他在光亚学校任教已近10年。他为数不多的朋友们一度觉得,他或许已经不再漂泊,找到了归宿。但他本人的答案是否定的——在我见到他的一周前,光亚学校正式批准了他的辞呈。

离开成都后,我飞往三亚,采访在此休假的光亚学校校长卿光亚。谈及范美忠辞职一事,这个1949年后内地第一家私立学校的创始人说:「地震的事对他刺激非常深,我觉得他现在还是一个病人。他辞职的时候情绪是失控的,根本没有计划。」

范美忠本人的说法与此大相径庭。他评价自己如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平和」、「生命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极度的黑暗中找到了出路」。他认为自己摆脱了曾经的精神教父设下的牢笼:「鲁迅无法解决你的问题,基本让你走向绝望。」

那新的精神资源是什么?一天午饭过后,他提议去一个附近的茶馆喝茶。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绿灯时,我向他提起了里尔克的那句诗。「那你觉得自己依然还在漂泊吗?还是说像他说的那样,已经死在途中?」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如果没有转向庄子,我早死了。庄子让我起死回生。」绿灯亮起,我们快步穿了过去。

漂泊

成德高速上车流稀疏,远方弥漫着四川盆地常见的雾气。范美忠的妻子吴文冰坐在后排,不时提醒丈夫开慢一点儿,注意安全。

吴文冰之所以坐在后排,是因为她肚里怀着孩子,需要宽敞的空间。按照预产期,他们的第二个孩子还有不到半个月就将降生。因为担心成都的医院过于拥挤,他们驱车前往德阳做最后的产前检查。

产检结束后,我们去医院附近的餐馆吃饭。刚一落座,范美忠问服务员:「青菜有哪几种?」对方一一列举,他摇了摇头,带着我们离开。他向我解释说:「文冰爱吃的那种菜这里没有,我们换一家看看。」妻子怀孕后,他包揽了买菜做饭的任务。「她做饭其实不好吃,所以我宁可多做一点儿。」看到我有些惊讶,他特意补充道。

这是范美忠难得一见的,让人嗅到烟火气的时刻。见到他之前,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对他的印象就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斗士,永远在与人争辩宏大命题,柴米油盐这种东西似乎与他无关。
这并不符合范美忠对自己的判断。「婚姻拯救了我,让我变得柔软。我原来是一个缺乏爱、缺乏归属的人。一个人长期这样,心理是会变形的。买菜、做饭、带孩子,这些形而下的东西迫使我低下头来关注现实世界,这样的生命才可能是通透的。」

他的朋友李勇则张开双臂,用手势向我演示他眼中范美忠的变化:「在他的生活里,一头是物性,一头是诗性,前者是世俗生活,后者是精神追求,结婚前他无限地靠近后者,但这是非常危险的。妻子的出现,把他往另外一头拽了一点儿。」

幼年时的穷困常令人成年后被追逐财富的欲望所绑架,范美忠却恰恰相反。作为家中六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儿时与四兄一姐抢食的经历令他对物质的欲求产生厌恶。初二时,有三个月家里没有油,盐巴在口腔留下的咸涩久久挥之不去,这让如今的他对街头的「苍蝇馆子」赞不绝口。与贫苦相比,他眼中对自己未来性格影响更为深重的,乃是爱的缺失。

曾经读过四年私塾的范父是村里少有的读书人,还会杀猪、编箩筐、在村里的红白喜事上担任大厨,这使他具备超出村邻的挣钱能力。但自范美忠形成记忆以来,范父对赌博的兴趣盖过了一切。他总习惯性地将杀猪刀磨得锃亮,却只磨不用。早上醒来,范美忠总会看到一把利刃挂在墙上,这令他心生恐惧。

勤劳隐忍的范母挑起养家重任,农活最忙时,她夜里两点入睡,4点起床,以至于多年之后,七十多岁的她与九十多岁的母亲坐在一起时,比母亲显得更加苍老。「父母的爱是任何东西无法代替的,但我感受不到。母亲不是不爱你,但她必须出去劳动。父亲呢?他一早就去赌钱,天黑才回来,男人对家庭的责任感,你是完全看不到的。」范美忠说。

每年寒暑假,范美忠有两个多月时间可以回到隆昌。但最近几年,他在家乡的时间越来越短。还有一个星期就是春节,他只打算回去两天,初二就离开。「在成都其实也很无聊,但是回到那里更难受。那是母亲的家,是你哥的家,不是你的家。你会发现他们面孔很熟悉,但交谈起来非常陌生,无法交流。那种时候你感觉极其孤独,坐立不安。」

这使他在成年后的漫长时间里,成为一个找不到归宿的异乡人。「无论走到哪里,我都只是一个过客。」《过客》是鲁迅《野草》中的一篇,主人公是一个不停向远方行走的老人,他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人。」范美忠在文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在一篇对《过客》的解读文章里,他写道:「行走本身即已成为目的,停止即意味着死亡。」

四处漂泊时,他曾有一年未和家人联系过。有一天,他突然接到家乡的电话,才知道父母曾经以为他已经自杀了。原因是搜到他很久之前发在网上的一篇文章:《自杀离我有多远》。

他戏称自己有「处女书情结」,同一本书会反复买好几次,原因是「不想让上一次做的批注框束新的思考」。而这件事的另一面则是,每去一个新学校,他会把大多数书送给同事,只随身携带少量原典。到光亚学校前,他从未买过书柜,一大堆书就随意散落在房间里。「因为我每次搬家都清楚,这就是一个临时的落脚地,睡觉的地方,不是家。买书柜怎么处理?难道背着到处走?」

即使已经在光亚执教了10年,这种漂泊感依旧困扰着他。「我内心有非常痛苦的一对矛盾。一方面你渴望漂泊,因为你工作过的每一个地方,都让你失望,然后你就总会觉得有一个遥远的地方,神秘,未知,充满着可能性,就像当年的新教徒,漂洋过海,到美洲寻找新大陆的感觉。但另一方面,你又极其渴望有一个地方,让你觉得稳定、熟悉,心里踏实,有安全感。这是非常矛盾的感受。」

到光亚的前两年,为了抵御独居带来的孤独感,每天上完课后,他会来到学校附近的一个茶馆读书,点一杯10块钱的竹叶青,从下午两三点钟,一直坐到晚上打烊。为了找到「稳定、熟悉」的感觉,他每次都坐在同一个座位上。第一次去时,老板养的狗刚生了一窝小狗。每次去喝茶,他都要逗小狗玩儿,日复一日,一窝小狗只剩下一只,他却依旧每天坐在那里。除了老板,小狗只听他的指挥。

每到一所新的学校,他都会给学生们放映他最喜欢的电影,《死亡诗社》。那个孤独却饱含激情,鼓励学生自由思考的「船长」在曾经的他眼中,正是自己的化身。但多年过后他说:「船长给人的感觉,是温暖的,充满善意的。可我在黑暗阴冷的深渊里待了太久。」

促使他这样思考的是他的学生。汶川地震后,他对大多数批评意见予以猛烈的反击,但当光亚学校的几个学生表达对他的失望时,他开始反思:我是不是真的太过冷酷了?

答案是肯定的。他用一连串的形容词来形容自己当时的状态:「孤独、虚无、黑暗」,但又无能为力。「我也想多给别人一些爱,但是做不到。我从小没有感受过被爱的感觉,你自己都没得到过的东西,怎么给得了别人呢?」

裸奔

名为「第一线批判性思维专题研修班」的培训进行到第三天,一位听课的企业家请几位授课老师吃晚饭,范美忠也在其中。企业家来自新疆,饭桌上的话题便从新疆问题开始,自然地延伸到了更广的时局领域,时不时还会插进来几个荤段子——性和政治,男人们的饭局主题总是如此。

范美忠却几乎从不发言。他后来对我解释说,他对当下的时事并不关心。直到服务员端上了一盘秋葵,面无表情的他却一下子兴奋起来:「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王维的这首诗就是秋葵名字的来历。」原本热闹的包厢突然沉默了几秒,众人纷纷掩饰尴尬的表情,夸赞他有学问——在一个荤段子横飞的饭局上突然冒出两句唐诗,你可以想象那是怎样的情景。

另一位老师则成为了饭局的主角。他牢牢主导着话题的走向,偶尔开几句其他人的玩笑,实则是夸赞对方,语言风趣而不失分寸。他叫魏勇,北京十一学校的历史特级教师,范美忠最好的朋友之一。2003年,范美忠执教两个半月后被杭州外国语学校驱逐,在天涯社区发表帖子批判杭外校长。次日,魏勇发出《坚决反对范美忠的个人英雄主义》,两人由此不打不相识。互动几句后,他们发现对方竟是隆昌老乡,魏毕业于隆昌一中,范则是二中。

单从饭局上的表现来看,他们像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人:前者一身书生气,显出几分迂腐,后者则身段柔软,深谙处世之道。而二者的教师生涯也似乎是两条相反的轨迹:前者毕业于最高学府,一路颠簸,驻足于一所西部县级市的私立中学,后者师专毕业,从家乡的一所小学起步,一步步成为京城名校的王牌教师。

另一天中午,我和范美忠、魏勇一起吃午饭。聊着聊着,范美忠情绪有些激动:「我不怕别人骂我,你可以把我刚才说的写出去!」说到这里,他的手机响了,出去接听大概五分钟后,他回来说自己要赶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西装革履的魏勇用手指着他的衣服调侃道:「你穿得这么随便,就别去砸场子了吧?」范美忠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还是急匆匆去了。

就是这样两个状况迥异的人,却保持了十几年的友情,至今联系密切。双方都认为对方对求知本身充满热情,并且具备与自己对话的水准。他们共同的朋友,德阳外国语学校语文老师丰继奎向我这样分析二者的异同:「魏勇既有俗世的油滑,又同时怀有某种理想主义。相比之下,美忠是一个拙于谋生的人。他身边的很多人,打着理想主义的旗号,但在现实中其实都捕获了很多猎物。而美忠呢,一点儿猎物都没打到。」

对于性格造成的命运差异,范美忠不回避。「魏勇是一个有弹性的人,能够适当扭曲一下自己,在缝隙中游走前进,既让自己活得更好,同时能够实现理想。他这个能力是很强的,我很佩服。这种扭曲自己的能力,我几乎没有。」

在2012年一篇题为《启蒙者魏勇》的文章里,他用看似更为刻薄的语句评价这位挚友:「他在理想和现实、批判思考与体制限制之间周旋的能力实在是太强了……魏老师的这种内心分裂能力和世俗智慧才是我最佩服的。」

当同样的问题抛给魏勇时,他将范美忠定义为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的「裸奔者」:「为什么许多人喜欢范美忠?因为他有侵略性;为什么许多人反感范美忠?因为他有侵略性……他的侵略性源于思想裸奔的举动,比基尼让伊斯兰长袍感觉到侵略性,裸奔则让比基尼感受到侵略性。所以裸奔者范美忠让一切比基尼思想者自卑羡慕,进而产生一起裸奔的愿望——当然,仅仅是愿望。」

童年的回忆毫无愉悦可言,尽管如此,范美忠觉得父母的一个共同点给他留下了愿意接受的烙印:真实。由于家事繁重,担任集体公社会计的范母曾一度辞职,几天后,邻居们纷纷上门请她回去,因为只有她能秉公办事。而范父也是从不看别人脸色行事的人。「我爸就是有一种什么呢,又臭又硬的感觉。不管是官是富,我没有听他说过一句吹捧别人的话。」

一件事如果让他感到厌恶,他必定反对。他的姐姐范美琼回忆说,父亲有时酒后会殴打母亲,家里无人敢发出声音,范美忠却会站起身来和父亲理论。

这样的习惯被他带出了故乡。1992年,北大新生要在石家庄接受一整年军训,这被他视为「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年」。他每天熄灯后将头蒙在被子里偷听《美国之音》,直到随身听被没收。「这东西我军训前没听过,军训后也再没听过,但是当时禁止我们听,那我就偏要天天听。」

一年后的北大初体验,令他感到崩溃。他发现自己当时人文基础之薄弱,不但无法与大城市考来的同学相比,「甚至不及校门口卖盗版光盘的文艺小贩」。只是读了几本历史研究著作,他便觉得,自己过去12年阅读的课本,乃是满纸谎言,从小建立的世界观顷刻崩塌。一番恶补后,他又有了新的认识,觉得北大教授们多是寻章摘句的考据家,全无知识分子的情怀与格局。他表达失望的方式是放弃考试,在宿舍闭门自修,每天与室友辩论,且绝不认输。四年下来,成绩稳居末位,这并未让他失去批评教授们的底气:毕业后,他写出一篇流传甚广的《评北大历史系诸君》,将老师们骂了个遍。

这篇在今天看来过于愤懑苛刻的文章,夹带着他当时对个人命运的不满:成绩不佳,又无其他技能,找工作四处碰壁。他觉得一门心思读了四年书,其实是把自己推向了极尴尬的境地:20岁时才从零开始补课,基础之薄弱,注定成为不了大家。而若是投身于现实,他天天琢磨的东西,又离社会太远。

某一天,他突然觉得自己如此痛苦,全是书本的错。一气之下,把四年来买的一千多本书全卖了。

冷静之后,他决定做一名老师。「自己成不了大家,但可以培养未来的大家。」他回到四川,进入自贡蜀光中学。校长看中他的最大原因是,一个考进北大的人,一定能传授给学生们其他老师不具备的考试技巧。
这个推测是错误的。范美忠不希望学生们重演他当年进入大学后世界观崩塌的一幕,「我上课的基调就是猛烈批判教材」。不到一个月,党委书记嘴唇发抖地质问他:你觉得学生考试的时候,该写你讲的,还是教材上印的?

冲突不止于此。他的第一堂课不到20分钟就讲完,然后回办公室喝茶,因为觉得内容很简单,无须多言。他在公开场合对校长说高三老师都是在摧残学生,不顾同事们尴尬的表情。事实上,他并不把他们视为「同事」,而是「当我的学生资格都不够的蠢材」。

三年后,他不辞而别。类似的故事随后在不同学校反复上演。在广州华美外国语学校,他21天即被辞退,导火索是在课堂上对比蒋经国和邓小平。2005年,朋友丰继奎邀请他做关于鲁迅的演讲,台下坐着德阳几所中学的五六十位老师,他张口就是「我觉得中国的文科老师多数都是白痴」。没过几分钟,人已走了大半。

「他就是比较任性,谁都不管,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绍兴稽山中学语文老师蔡朝阳与范美忠在新浪读书沙龙相识,一度共同担任论坛版主。他用10个字形容范美忠:「执着如怨鬼,纠缠似毒蛇。」2002年5月,这两位网友在绍兴的一处出租屋首次见面,接头暗号是一本林贤治的鲁迅研究著作《记忆》。范美忠毫无初次碰面的拘谨,聊了三天三夜。「你根本没机会跟他说,我不知道,我听不懂。他就是不停讲不停讲,你带个耳朵听就是了。」

与范美忠交谈的几天里,我充分体验到了蔡朝阳的感受。他极度看重言说的连贯性,对交谈环境也十分在意。和他去德阳的那天,我找了两家茶馆,都被否决,打车找了大半个小时后,他仍不满意,直到打电话咨询一个当地的朋友才选定地方。「我这个人对吃饭穿衣一类的事情不是很注意,但是聊天的地方,一定要感觉舒服,才能进入交流的状态。」

因对应试教育体系深感绝望,「不愿成为其帮凶」,在他的教师生涯中,还曾短暂穿插过一段媒体从业经历。在《经济时报》,一篇近万字的文章被删去三分之二,「感觉就像挥刀自宫」,在《南方体育》,「我忍受不了新闻娱乐化」,一个月就主动走人。他只得回到自己熟悉的教育领域,在成都的《教师之友》杂志担任编辑。

这段经历仍然是不愉快的。时任主编李玉龙回忆起一个细节:和一个教育专家讨论问题时,范美忠觉得对方姿态高傲却见识浅陋,骂他「傻逼」。李玉龙命令范美忠道歉,他强忍脾气照办,但最后还是忍不住来了一句:「虽然跟你道歉了,但我还是觉得你是一个傻逼。」

2005年下半年,《教师之友》团队因为一些复杂的原因被迫解散,在尚未清理完毕的编辑部办公室里,他用一台旧电脑连写了一个月文章,名为解析鲁迅《野草》,实为复盘己命:「鲁迅自身对社会抱有过于完美的理想主义态度……他仍然缺乏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鲁迅的启蒙未尝没有效果,但是因自身心态过于急切,总希望更快地见到更好的效果,故反而产生失败和受挫感。」

他觉得自己几乎已经到了无路可走的境地。「偌大的中国,竟无一处自由表达的空间。」就在此时,在朋友的牵线下,他在成都的一间茶馆里,收到卿光亚的邀约,担任IB项目的中方老师。

IB项目全称为国际预科证书课程,学生获得证书,就可取得进入大多数国家大学学习的资格。没有指定教材,没有教学大纲,甚至没有固定的考试形式,都由任课教师自行掌握。该项目的学生不参加国内高考,这意味着老师也无应试压力。这些都令范美忠兴奋不已,觉得简直是为自己量身定制。

在光亚,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授课自由。为了表达对他授课方式的充分尊重,卿光亚甚至从未听过他讲课。但好景不长,他不再忍受外部空间的逼仄,内心的痛苦,却在这种宽松的氛围中无节制地蔓延开来。

他觉得找不到哪怕一个能与自己进行有质量交流的人,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多次抱怨学生「质量普遍太差」后,卿光亚甚至为他特意修改了选课制度,由学生选课改为双向选择,不喜欢的学生,他可以不要。

包括魏勇在内的朋友们,经常接到他抱怨的电话。「他经常说,学生差得不得了。他的兴趣其实不在教育本身上面,而是通过讲课这种形式去探讨高精尖的问题。他看到学生没兴趣听课,他自己也没兴趣讲了,好吧,那你们就自己看书吧。这是没有道理的,基础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培养大师、文豪,而是发掘孩子身上的可能性。如果我在他的位置,我不会去挑拣学生。」

范美忠接受这样的批评,但不愿做出改变。教育对他而言只是走出精神困境的手段,不是最终目的。目力所及范围内,很难找到一个比光亚更宽松的环境,但精神之困却还在延续,这令他内心的绝望感达到了峰值。坐在都江堰堤坝旁那个固定的茶馆座位上,三十多年来的种种痛苦矛盾,累积到了即将爆发的时刻。

重建

范美忠偶尔会参加中学同学组织的聚会。多年不见面的同学,见面后总会问他,你原来那么强壮,现在怎么瘦了这么多。

在我面前,他突然攥紧了拳头。「因为那时候天天在墙上狂打,本来很平整的一面墙,打得坑洼不平。」拳头越练越硬,后来已经察觉不到痛感,他便不再满足于在家中操练,而是成天提着一根棍子到处走,等着别人与他干架。

类似的行为模式延续到了成年后,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可以对话的人,他就转向虚拟世界。他不用网名,始终实名发帖。和现实中风格类似,他发帖火药味十足,回复极快,别人还没来得及回复一条,他已洋洋洒洒又发了七八条。

这种风格自然会激怒别人,针锋相对的反驳文章屡屡出现。这反倒让他结识了不少朋友,魏勇、李勇、蔡朝阳皆是如此。由于讨论话题多集中于学术领域,引发的波澜始终限于小圈子里,直到2008年5月22日发在天涯社区的那篇《那一刻地动山摇》。

7年过后,如今的他承认,当时的文风过于极端,语气比平时更加挑衅,但他强调,这是有意为之的结果,至今不后悔。「矫枉必须过正」。

为了躲避盛传的大余震,随后几天,他没有上网。直到三天后一个记者的电话,才让他意识到文章的影响。他问记者:我并不是一个受人关注的人,你采访我干什么?记者说:你自己上网看看吧。

「我蒙住了,不知所措。不是害怕,是压根儿没想到会扩散到这种程度。」直到风波渐渐平息之后,他才回过神来:提着棍子和别人在小巷里打斗,或许没什么。但若是在人山人海的广场上挥起棍子,结果就不是自己能预料的了。

记者的电话如潮水般涌来。他一概拒绝,希望事情渐渐平息。但发现一些曾对他予以极高评价的人也称他为「人渣」后,他推翻了自己。「我怎么能以这样的形象定格在历史上呢?我还想用我的声音影响这个社会,如果现在不出来扭转这个形象,那以后说话还有谁听呢?」

在他自己的观察中,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成为了扭转形象的关键节点。一位辩论嘉宾请求主持人让他提前离场,在其看来,现场近乎疯狂的谩骂声,已经超越了承受极限。但范美忠表现平静,用微笑回应嘉宾的请求:「放心,我足够坚强。」

节目播出后,大量支持他的声音出现,舆论由此前的一边倒批评变得多元。无论褒贬,都已让他感到麻木,他更敏感的是,媒体约访时,不再将注意力局限于那篇文章,而表现出对他过往经历的强烈兴趣。

央视、新华社、《南方周末》、《朝日新闻》、BBC……媒体规格之高,问题之细致,令他意外。接受一家杂志采访时,他忍不住问记者:难道是中宣部下了文件要求你们报道我?回答让他哭笑不得:「竞争媒体都在做你的稿子,我们不做,就是漏题。」

一拨接一拨的采访,持续了大约三个月。「当时我突然就想:我为什么不借此机会传播我的观念呢?平时写文章发网上没什么人看,现在到处都采访你,那你就借采访把观念说出来噻!虽然他们肯定会删,但是总能出来一些的。」

对于邀约,他也并非照单全收。北京一家培训学校请他去讲座,他本已接受,但在临行前,得知对方临时将主题改为了「如何考上北大」,他在电话里大骂对方。「我当时非常生气。我这样一个反对高考、追求教育理想的人,你让我讲这个?」

一些心态乐观的朋友,觉得他是因祸得福。丰继奎曾对他说,这件事让我觉得你才是真正北大出身的人,你通过让自己下地狱的方式,上了从教以来最成功的一堂课。

但很快,情势急转直下。6月初,他接到通知,光亚学校接到市教育局转教育部指令,要求吊销他的教师资格证。这是一个乌龙事件,因为他从未获得该证,吊销无从谈起。但经媒体报道,他被光亚解聘的消息很快传遍网络。

危机时刻,曾经的电视剧导演卿光亚巧妙处理了此事。他一边向前来求证的媒体确认解聘的消息,一边安抚声称要起诉教育部的范美忠:「你先回家休息,暑假结束就回来。奥运会一开,大家什么都忘了。」为了让他安心调整状态,卿光亚后来甚至将他暑假期间的薪水装在信封里,开车送到他成都的家中。

正如卿光亚所料,一场道德审判的狂欢过后,看客纷纷离场,只留下千夫所指者默默舔舐伤口。谈起这段经历时,范美忠拿过我的笔记本,在上面画了一个圆圈。「这是一个蛋壳。我以前一直努力破壳而出不得,」说着,他又在圆圈顶端画了一个箭头,「直到2008年,那件事像一个锤子,从外面把蛋壳敲破了。」

锤子的力量太过猛烈,砸碎了蛋壳,却也砸伤了他。「我以前一直觉得,我已经把人性看得过于阴暗、丑陋和虚伪,但通过这件事,我觉得自己以前对人性的估计还是过高了。」

越是这样觉得,他越是想要摆脱曾经的精神教父鲁迅。他觉得自己对人性之恶的洞察已经达到了和鲁迅相当的水准,但这又如何?「鲁迅只提出问题,却从来不给出答案。」

决定离鲁迅而去的这一年,范美忠37岁。他在《荣格自传》中看到一套神秘理论,称37岁是一个人找到自我,精神发展走向真正成熟的节点。他将信将疑,阅读了更多材料,发现似乎确有道理——37岁这年,鲁迅发表《狂人日记》,黑格尔写就《精神现象学》,海德格尔完成《存在与时间》。与他们相比,37岁的范美忠,却要彻底重建自己的精神体系。他形容当时的自己在沼泽地中越陷越深。「我拼命想抓住一个东西把自己拉上来,但扑腾半天,却不知道该抓什么。」

最难熬的时候,他通过打篮球透支体能来释放压力。李勇成为了他的球伴,几个月间,两人把成都市内所有小学的球场打了个遍。

时至今日,自认为已经上岸的他反复强调妻子的帮助。经朋友介绍,他们2006年初在网上认识,7个月后走进婚姻。为此,吴文冰放弃了自己在北京的工作,回到家乡。在京时,她曾借从事儿童出版的机会,混迹于北大的知识圈子。「北大的很多学者、博士,比美忠更帅,性格也更柔和。但是和他们聊天感觉很失望,根本没什么力量。美忠那种真、纯的力量感,非常有魅力,让我眼前一亮。」

「如果当时没有遇到我,他现在很可能已经走向崩溃。」范美忠认同妻子的这个判断,觉得对方带给了他一直所期盼的归属感。「我以前一直很害怕有了婚姻和孩子,就会失去自由。但婚后看法很快就改变了,它其实让你获取更大的自由,从那种漂泊的、没有归属感的困境中解脱出来。」

他们在一起最爱做的事是,在书房里各捧一本书,读到触动之处就念给对方,交换各自的体会。汶川地震之后,在吴文冰的引导之下,亟须心理重建的范美忠每日诵读《圣经》,尝试和妻子一样,成为一名基督徒。
他一度觉得,基督教像是一架直升机,将会把自己从沼泽中拉起。但这番尝试最终以失败收场。「基督教讲求无条件的宽恕。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终究还是很难做到。」

出走

2015年1月31日的傍晚,范美忠在微信朋友圈公布辞职一事:「终于辞职离开光亚学校了。10年,这是我做得最长的一个工作了。稍事休息,接下来要做三件事:迎接新生命的诞生;准备华德福高中的历史课;继续写《庄子解读》。」

5分钟后,一位朋友留言:「嗯,终于摆脱了卿光亚的魔爪,祝贺!」

他马上回复:「我是很感谢卿校长的,他给了我很多帮助和照顾。只是一个工作做久了,确实感到疲惫和厌倦。」

看似平淡的回答背后,暗流汹涌。

2011年,他觉得自己对学生理解能力的忍受达到了极限,试图通过开设新课程的新鲜感来减轻自己的痛苦。在西方思想长河中漂流多年后,他将目光重新投向中国传统,具体对象是《庄子》。这是一个带有偶然性的选择:「一般的作品我看不上眼,要教就教最好的。唐诗宋词好,但是太熟悉了,厌倦了。那就只有先秦经典了,《论语》讲了一遍,不喜欢。那试试《庄子》吧,其实我当时不懂,大学在床头放了四年,就是读不懂。」

头两年的讲授过程,「现在可以负责任地说讲得是不好的」。「当时我一直是在批判《庄子》,不讲逻辑,逃避现实。其实根本没读懂人家意思,还瞎批。」

他觉得自己随后突然找到了门径。「第三年才入门,第四年水平就已经非常高。可以说能够代表当代研究《庄子》的最高水平。」

如今,他的自我定位不只是《庄子》的研究者,而是皈依者。这是人至中年的一场精神出走:「曾经我对中国文化是完全拒斥的,但现在我觉得它绝非我以前想象的那样。鲁迅那代人对中国文化有很多成见,其实他们并不太懂。《庄子》这种原典,才真正涉及中国人精神的核心问题。」

「那你现在对鲁迅什么态度?」

「没有任何兴趣了。鲁迅全集还是要留着,其他研究鲁迅的书全扔了,除了我自己写的。」

他觉得「庄子把我对绝对真理的执着和理性逻辑的自由都打破了,这让我彻底自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平和」。一个例证是,2008年的风波过后,他和妻子曾经把批评自己的言论全部汇集在一个文档里,现在打开这个文件,他内心不会产生任何波动。

早年间在课堂上大谈政治,向学生「放毒」的场景,如今鲜有出现。早前,他曾参加成都的一些知识分子聚会,在一场读书会中,大家围坐成一圈,谈起了反腐话题,挨个表达愤怒。范美忠感觉尴尬,差点儿中途离开。后来,他退出了这个组织。「别人都很愤怒,我一个人无动于衷,也不是很好。可是,总不能伪装愤怒吧?」

但一如过往,并不是谁都能认同他的自我判断。卿光亚眼中范美忠这几年的变化,就与他本人的讲述相去甚远。他在我面前表示出对范美忠未来生活的巨大担忧,例子之一,就是他不久前辞职的经过。

对于收到范美忠的辞呈,卿光亚早有心理准备。「每次地震周年的时候,总有媒体问他辞不辞职,为什么不辞职?不停地给他心理暗示,结果搞得他居然把辞职当成了一个提要求的法宝,每隔一段就来说一下。」

为了让范美忠留下,卿光亚屡次做出妥协。除了专门为他修改选课制度外,还把他的课程都安排在早上11点。「他说他起得晚。其实是没有理的,按照学校规定,早上8点准时上班,不管有没有课。他也不坐班。有一次他睡过头没来,我还去替他上课。」为了让他安心任教,卿光亚说自己还对他做出了一些暗中的保护。每年春天,都江堰市教育局都会派人来校询问范美忠的状况,卿光亚总会想办法错开范美忠讲课的时间,避免双方直接接触。

「狼来了」的故事上演了七年,终于成真。范美忠与成都华德福学校达成约定,将于2015年秋季学期起在该校讲授高中历史,他的妻子目前正是在此任教。他并不觉得华德福是比光亚更理想的平台,离开的原因只是厌倦了目前的状态。「我对中国的学校,已经不再抱有期待。一个地方待久了,即使它很好,我也会选择离开,因为它是旧的。」

按照他与华德福的约定,他本应在光亚执教到2015年夏天,但实际离开的时间却提前了半年。突然提前辞职的导火索,是一个看似琐碎的事件。

他错过了一堂期末考试的监考,高中分部校长为此开出罚单,要扣他三天工资。他当着校长的面将罚单撕碎,并向卿光亚抗议此事。「我当然是拒绝他。这种事情我不能通融。」卿光亚回忆说。而范美忠的反应则是,辞职。

卿光亚觉得,汶川地震让很多人受到了严重的心理创伤,范美忠是受伤最深的人之一。「他比以前更敏感,更反叛。2008年之前,高中部是个外国女校长,要求老师着正装上课。他穿牛仔裤,校长要处罚他,他就跑出去买了一套正装,回来跟学生说,看到没有?这就叫规则,就叫纪律。可现在呢?」

无论卿光亚如何一再表达惋惜,这对合作十年的搭档终究分道扬镳。提前辞职意味着,未来半年内,范美忠将没有固定收入,可第二个孩子的降生,必然意味着更多的经济支出。但和过去一样,仍然无法在他身上感受到关于金钱的忧虑。一天傍晚,我和他一同乘坐公交,路过一栋闹市区路口的高楼时,他告诉我大楼的主人是一位北大哲学系1987届的师兄。「钱挣多少算多呢?很多时候只是个数字。每年成都北大校友会聚会时,这个师兄都是捐钱最多的,但那些钱换算一下,也不过是这栋大楼的几平米罢。」

他习惯性地将话题拉回精神层面。「我读懂《庄子》的同时,也完全解决了自己的精神问题。心灵得到自由,生命得到安顿。他让我的生命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思想获得了大突破。」

七年之间,从鲁迅到庄子。这种颠覆性的变化,真的已经完成了吗?他的朋友冉云飞告诉我,他强烈怀疑。「他一段时间内喜欢什么,他就极力推崇什么。这是他的大问题。这是多年累积的知识结构的缺陷造成的,很难解决。」

实际上,范美忠如今仍然在被一些问题所困扰,尽管在旁人看来几乎称不上是问题。几年前,朋友送了他一辆二手桑塔纳,也将烦恼送给了他。那天傍晚等公交车的时候,他说自己每天都在为出行方式感到纠结,作为一个环保主义者,他觉得开车与否将自己置于了一个两难的境地。

他最好的朋友魏勇觉得,判断他是否真正完成了精神的蜕变,还为时尚早,也并不重要。「我经常想,也许在我们同情范美忠的时候,其实他正双倍地同情我们。我们很多人都是假猎手,永恒地瞄着目标却永远不肯扣动扳机,而他想开枪就开了,管它准不准。开枪常失准头的猎手还是猎手,可永远不开枪的猎手还是猎手吗?不如说是猎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