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层官员的另一面

中国县级官员面对逐渐升高的内外竞争和维稳压力,在眼下的经济寒冬,他们更加如履薄冰;很多基层官员患上高血压、失眠,甚至自杀。据中国大陆媒体公开报道总结的数据显示,自中共中央政治局2012年底相继出台“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和反“四风”并严厉肃清官场以来,2014年至今,官员自杀人数由过去平均每年20例飙升至每年80例以上,翻足四番

而68.5%的死亡案例集中在县处级和乡科级官员,亦即中国一个县级单位的党政一把手、市级单位的中层干部和更为广袤的基层官员——据人民网报道,中国大陆约有县处级干部60万名,乡科级干部90万名。

作为一个抽象而统一的国家符号,他们在官方媒体上频频亮相,各大会议室、项目基地乃至街头巷尾,纯熟运用着社会主义的官方话语体系,力争永远光鲜和滴水不漏。人们难以把这样的形象和一具高楼坠亡后血肉模糊的躯体联系起来,亦难以得窥,这样150万张面具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真实的“人”。

中国河北省一条村落。摄:Kevin Frayer/Getty

中国河北省一条村落。摄:Kevin Frayer/Getty

本文原刊于端传媒,题为《在中国做县委书记?“没有强大的心理素质,你去自杀算了”》,作者周华蕾

突如其来的清明和冬天

端传媒记者辗转找到四位相熟的大陆县委书记,希望了解基层官员的生存环境和压力。

一位说:有纪律,谢了。

一位说:摆龙门阵可以,采访就算了。

一位说:不要把事情搞复杂了,我也要生活啊。

第四位县委书记徐严(化名)接受了端传媒记者的“求教”。

他首先提到了2015年9月四川南充贿选案的查处结果——477人涉案,时任南充市委书记刘宏建被判刑三年。“市委书记没有贪一分钱啊,结果被判了‘玩忽职守罪’。”徐严心有戚戚。

在徐严看来,大陆官场走入了“突如其来的清明”。他知道下辖的一些干部多少带着陈年的阴暗面,怕翻账、怕出问题,在这“清明”中噤若寒蝉。而“任何干部出问题,县委书记都负有主体责任”。

他说,当前的环境是典型的四季复合季节,变幻无常:

政治上是春天,中共中央现行态度是整肃党纪、全面反腐倡廉,一再强调“亲民”、“爱民”的重要性;

社会情绪上是夏天,前些年高速发展积累的一系列社会矛盾浮现出来,并进入集中爆发期,经济下滑带来失业率增高、人均收入减少,再加上舆论开放及人们价值观的混乱,社会闷热,躁动不安;

社会保障倒是秋天的收获季节,大量的社保、扶贫投入,全员社保、最低保的标准在往上提,底层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正在改善;

经济却是极寒,企业破产、倒闭如山倒,估计很多企业熬不过明年春天。而且,冬天才刚刚开始。

竞争、竞争、竞争

第一层压力,是最基本的生存问题。

“首先是个人问题,要养家糊口。”徐严对端传媒记者说道。

“现在靠工资,连我自己都养不活,还要回家养孩子养车养房,”工龄8年的司马云(化名)在当地的交警支队上班,每个月拿到手的月薪是3000元人民币左右。他说自己成长的这些年,眼睁睁看着公务员职务,从人人羡慕的“铁饭碗”变成了一个中国社会中偏低收入的职位,“去送个快递都比这个高”。

一名深谙官场作风的企业家告诉端传媒记者,他的儿子在市一级建设局担任副科级干部,而他每个月会给儿子一万元以上的生活费,要求只有一个,“千万不要收别人一分钱红包”。

据人民网报道,理想状态下,一名基层公务员从普通办事员晋升到副科级干部,需要8年;从副科晋升正科需要3年;从正科晋升到副处需要7年;从副处晋升到正处,同样需要7年。

僧多粥少且长路漫漫,出于改善自身境遇的努力,竞争便开始了。

徐严在一个西部二线城市担任县委书记,他的前任黄浩然(化名)现已卸任。

在黄浩然主政的2000年代,“当一个领导,最大的压力是发展的压力”。穷地方,发展才能出GDP,才能出政绩,才能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走上晋升之路。

于是,在纵向层面上,黄浩然要与他的前任竞争。一方面GDP要“保增”,这是社会民生的晴雨表。前任时,每年的GDP都是10%以上的增长速度,现任官员起码要以10%为底线来保证进步——哪怕这个数字是虚假繁荣也不能拆穿,这是“起码的做人原则”;另一方面,得“修规”、“修编”。如,每位赴任的市委书记通常会烧一把火,先停止上一任的城市发展规划,再请一个专家团重新规划,以此推行自己的新理念,在城市打下自己的烙印——前一任要把市政府搬去西边,这一任便主打北部的经济创业区,下一任,再用大理石把河岸沿江铺个遍——此之谓政绩。

横向层面上,是与其他市、县的执政业绩竞争。“要是别的县招商引资红红火火,今天一个项目、明天一个项目,我这里什么也没有,经济也上不去,发展压力就相当之大,”黄浩然说。为了招商引资,地方政府的一把手领导就得把服务工作做到位,“上头”(即上级政府)来人了,招待吃饭,转战七八场是常有的事。

在这座欠发达城市,项目意味着或多或少的资金投入,对当地发展有好处,“对政绩也好些”,没有项目是压力,竞争项目的过程也是一种压力,“比如省里要选择一个地方开旅游发展大会,由省委书记牵头,各个市就要竞争,省里组织班子来考察,打分评比,哪个地方的基础工作做得好、决心大、干劲足,就给哪个市干。”

项目争来了有GDP,但也会是更大压力的开始。“小到山村的通村路、大到高速公路,甚至高铁、飞机场这些数百亿的项目,越大的项目要求越高,压力越大。”黄浩然说道,“争来了必须做下去,能不能承受都得承受。”

征地拆迁,“上面千根线,底下一根针”

项目要落地建设和执行,要确保土地,因此征地和拆迁是官员要面对的最大的事情。

与香港或其他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地区或国家不同,大陆是土地国有制,政府往往需要凭借公权力和专政机关的力量, 来完成私有土地收购和出让。由于政府收购他人土地使用权采取“补偿”而非“赔偿”政策,往往是政府用低价从农民或居民手中收购土地,再由政府或企业高价卖出。多年以来,广大的民众处于这个利益分配链条的末端,致使民怨沸腾。

在整个过程中,“涉及到征地拆迁,100户、1000户,都得基层官员硬着头皮谈判,”黄浩然说,“上面千根线,底下一根针”,作为一名县委书记乃至社区主任、乡长、村长,都是国家政策大大小小的具体事务实施者,“推进起来,人跟人的关系就复杂了。”

取决于拆迁的补偿条件、干部素养和被拆迁者的个性和意愿,“有的群众工作好做,但有的就是不配合”。

端传媒记者曾经在2012年采访过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的向家坝水电站拆迁,此项目涉及9个乡镇的5.7万移民。由于拆迁土地补偿政策的滞后,不能覆盖所有移民,加上《物权法》颁布以来民众补偿愿望的高涨,拿当地干部的话来说,移民情绪是“一堆干柴”,随时可以被引爆。

在屏山县完成这项任务期的四年间,“人民内部矛盾”激化异常:有副县长被愤怒群众泼粪,有副乡长得抑郁症,还有官民之间发生肢体冲突若干。就连县长在街上吃个早饭,也有移民冲上来将他的饭碗一掌打翻。

许多基层官员向端传媒记者表示,他们面临“责任远远大于权力”的问题。国家政策难免会有模糊地带,执行不下去,矛盾就沉淀到最基层执法人员那里。“我是基层的执法者,没有权力去和上级讨价还价。但是万一出了什么事,就是我的政治问题,”黄浩然说。

上层有压力,再把压力层层下压。经济粗放发展的年代,上级的口径往往是命令式的, 对底层官员的考核,“只问结果,不问过程!”

一方面要执行并不那么“与时俱进”的拆迁补偿政策,一方面要维持和谐稳定,夹在隙缝间的屏山县移民局长唐作云曾三度提出辞职,“觉得走到尽头了,找不到路走了”。

“我们只能研究创新的办法和思路来解决。”黄浩然说。所谓创新,就是脱离国家法律法规,全凭充满中国特色的,庞大的民间亲缘势力和人情世故来解决政务中的问题。

在四川屏山县搬迁大限来临之际,除了出动武装力量,干部们靠送书包奶粉、帮卧床村妇烧饭割猪草、穿彝族服装去唱歌跳舞、和移民代表拼酒等“创新型思路”攻下了“钉子户”们。一个乡长的绝招是靠收干儿子促进官民感情,最后收了37个干儿子。

维稳,“一年四季都是敏感期”

高速的经济发展积压了大量社会矛盾,总有摆不平的老百姓,于是便有了民众的上访和基层官员的信访工作。

“信访就是一个烂摊子,”正在交警支队负责信访工作的司马云说,“有的案子,法院都已经二审不允许信访了,当事人还是苦读法律文书,揪各种流程的失误。还有拿着刀要砍人的。”

“现在从基层到中央都有个制度,如果要培养年轻干部,多放到信访部门锻炼,”市处级干部侯宝泉(化名)告诉端传媒记者,他本人就是从大量的县级信访接访工作一路锻炼过来的,“锻炼口才,而且对方动不动就破口大骂,能直接面对已经很了不起了。之后还要疏导、处理、平息上访。”

有人未能经受住考验——一个科技部门的中层干部,被下放到侯宝泉当时所在的县当一个科级副乡长,结果遇上几个“钉子户”,一个老百姓在街上追着他跑,一定要他解决问题,不解决就要扒掉他的裤子。不到两个月,他主动辞职了。

侯宝泉应对过的,则是更为复杂的局面。县里一个工厂改制,新来了一个董事长。因为有些历史遗留问题,工人们一直在“讨说法”。开始董事长还能保持理性地一一解释,直到有一天,实在口干舌燥烦了,一怒之下便朝工人吼了几句脏话。这下,工人们也生气了,来了几百人,围攻董事长的办公室整整一个星期,朝他吐口水、拿石头掷办公室窗户,有人开始砸厂里的变压器和配电房。

“这种时候,我就要去解围。”时任县委书记的侯宝泉说。此时稍有不慎,也许就会演化为一场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党政一把手要做的,是要在关键时刻“维持社会稳定”——俗称“维稳”,这也是执政能力的一种考验:选择出动武力强行镇压,或是沟通协商,全凭官员的个人修为。侯宝泉选择了走进愤怒的人群,最终他化险为夷。

维稳的另一种压力是“非法上访”。按中国大陆法律规定,上访者须从乡、县、市、省再到北京逐级上访,如果一个上访者直接跑到北京,在天安门、新华门、中南海门口游荡,包里揣着上访信被警察抓到了,叫“越级上访”,则上访者所在地的党政一把手将被追究责任——省里可能会根据非法上访的人数次数在全省进行“排位”,排倒数的干部,会被全省通报。“动不动就是做大会检讨,被组织部门约谈,甚至分管的领导被就地免职,”徐严对端传媒记者说。

还有很多政治敏感期——两会、六四、新疆、藏独,一年四季都是敏感期,“我们也没有办法了”。

在眼下的经济寒冬,徐严越来越紧张:“现在进入经济新常态,西部地区本来就是低端企业低端产品,一冲击,企业通通倒闭,煤老板卷钱跑了,维稳的全部责任在地方。”

维稳不利的结果很可能是在政绩考核时,被一票否决失去官职。这些年,信访、计划生育、重大安全事故、群体性事件,都可能成为党和政府一把手干部被 “一票否决”的肇因。几十年努力随时可能前功尽弃的忧患,使得徐严们的工作愈加如履薄冰。

压力“不可说,不能说”

“我是比较洒脱一个人,都有点撑不住了,”徐严说基层党政一把手们很多高血压、很多失眠,“这种情况下,要是你睡得着还无忧无虑,就是不称职。”

但这位时常失眠的县委书记说,环境不是关键问题,自杀与否,主要在于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没有强大的心理素质,你去自杀算了”。

2008年“5.12”汶川地震后,重灾区北川的基层官员中曾出现多起自杀事件,当地防不胜防。“干部有个最大的问题,必须注意形象,自己有困难必须自己克服,工作上必须推进,这是对我们干部一个起码的政治要求,历来如此。”时任北川组织部副部长潘向东说,“干部心理有一定的隐蔽性,变化又大,天天坐一个办公室也觉察不到,心理学家也没办法。”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力资源研究培训中心课题组在2012年的调查报告,消极、悲观情绪的公务员不在少数,主要表现为烦躁、心累、厌倦、抑郁、孤独、失眠。调查显示,30.3%的公务员经常“失眠”,31.9%经常“心情烦躁”,25.5%经常“情绪低落”,23.7%经常“闷闷不乐”。

“公务员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官员,对自我的要求往往高于一般人,面对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一旦遭遇挫折,就更容易出现严重的负面情绪,”这份报告继续分析道,“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的约束,公务员大多不愿意真实地表达自己的心理及感受。”

“基层压力普遍比较大,最终还是个人如何看待,”侯宝泉对端传媒记者说,“上级任命干部的时候,也是专门选拔心理素质不错的。”

受访的第二天中午,徐严打来电话:昨晚跟你谈了些老实话,这些话不要对外发表。最后,在报道不涉及人名、地名的再三保证下,他勉强同意,挂断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