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源头”污染村

28岁的王国强相了二十多次亲,领回家的“准媳妇”就有6个,最后都崩了。理由出奇一致:姑娘们不愿嫁到这个污染村。

本文转载自网易自媒体号·知道,作者冯存健

许多年前,当徐来丰站在村头的山顶尚能看到30多公里外的冷口关长城时,他绝没有想到,村庄会变成这般模样。

2002年,河北省迁安市松汀村的宁静被三面包围的钢铁企业打破。随着迁安逐渐成为国家级钢铁基地,污染、雾霾问题接踵而至。

位于工业区腹地的松汀村问题似乎更甚。留守村民时常被“毒气”半夜闷醒,死去的人则多患脑血栓、肺癌等疾病;发黄且有酸味的井水、连蔬菜都长不出来的土地,让村民的生活颇为艰难。而持续多年的抗争,渐归于无望。

但钢厂就业,是这里多数人的生计所在。如同在一个漩涡里,他们抗争着、失落着、矛盾着,不知出路在何方。

雾霾日常

62岁的徐来丰被如期而至的一阵胸闷闷醒,伴随着剧烈的咳嗽声和几口夹杂着黑色斑点的浓痰,他起床了。这样的身体反应,已成为天然的闹钟。

此时,凌晨4点刚过,白炽灯下,透过徐家布满厚厚一层黑色尘埃的窗户望去,紧邻的一座钢厂炼铁高炉正向外昼夜不停地喷出浓烟,空气中弥漫类似臭鸡蛋的味道。

徐来丰拿起一件袖口磨破、遍布污迹的黑色外套哆嗦地穿上。由于5年前患上脑梗塞带来的后遗症,他的双手有时不听使唤,左腿也有些坡,嘴角更不利索,有时吐出的痰会卡在半途,他需要分几次用力才能吐下去。下身的一条灰色裤子和一双黑色布底鞋,已成为徐来丰十几年拾荒生涯的着装标配。

这天是2016年11月18日,虽然生冷,但没有一丝风。河北省唐山市PM2.5指数当晚达到454,属于最高的“严重污染”等级。作为雾霾重灾区 ,唐山长期占据全国空气质量最差城市排名前十。

对徐来丰生活了一辈子的“钢铁重镇”—唐山市迁安市(县级市)木厂口镇松汀村来说,或许更为不幸。由于被大型钢厂、焦化企业三面包围,松汀村一年四季“毒气重重”,甚至被舆论冠以“雾霾源头”。

松汀村西北角一景。摄:冯存健

徐来丰早已习惯,他从没戴过口罩,也不懂得PM2.5具体何意,更不知道距离村庄200公里开外的北京市,雾霾同样不分阶层地困扰着每一个人。对钢铁重地河北省的怨气,屡见于首都人民朋友圈的吐槽声中,更直接体现在中央层面针对河北的铁腕治污上。

不到5点,住在松汀村西头的徐来丰便骑着一辆电动三轮出门,穿过狭窄的胡同来到通往钢厂的马路上。十几来年,一辆辆拉着铁矿、焦炭的大卡车从此呼啸而过,掀起一阵阵呛人的烟尘。道路早已被染成黑色,且似乎永远沾着泥水。

徐来丰一般会在附近的两家钢铁企业门口守候,等待着每一辆卸完货的卡车返程。他期盼着在他早已熟悉的道路坑洼处,卡车会因颠簸掉下来几块没卸干净的焦炭。运气好时,徐来丰一天能捡50多斤焦炭,一斤焦炭5毛,卖上二十来块钱。11年前,他的老伴在捡焦炭时被火车撞死。

在松汀村,和徐来丰“竞争”捡焦炭的还有多位老人,年龄基本在60岁以上,这是他们唯一的生计。更为无奈地是,尽管空气污染严重、地下水污染已致无法饮用,按照规定早该搬离,但松汀村仍有100多户老人家庭因没钱困于此处。他们多患疾病,似乎被外界遗忘。

徐来丰的双手。摄:冯存健

钢的村

自“钢城”迁安市中心向西行驶20余公里,便可到达松汀村。2016年11月14日,迁安市天气难得晴朗。但从市区高处向松汀村所在的西部工业区望去,园区上方出现泾渭分明的“霾际线”。

即便中午时分到达,松汀村也寂静得可怕。走访所见,大多院落门栓紧锁,布满黄褐色锈迹,门前四散的树枝和疯长的野草,暗示着着主人已离开许久。偶尔的几声犬吠,竟成为难得的声响。

道路两旁废弃的院落,一位拾荒老人经过。摄:冯存健

“就剩我们这些没用的老人了。”66岁的村民宋保华叹息一声,手指指向远方,“年轻人都搬到新村了。”

“新村”是指松护新村小区,距老村约3公里。自新村小区2008年建成后,大部分村民或买或租涌入。8年间,原有1300多户家庭、3500多人口的松汀村只剩下了100多户,以老人居多。因贫穷,他们困于此处。

时光倒回50年前。每天早晨,宋保华会和父亲到穿村而过的沙河挑水吃。如果带上叉子,运气好时还能抓上几条鱼。数千亩水稻庇荫于河水的滋润,阳光下散发金光。

彼时,松汀村附近只有一家老牌钢厂,天气好时和玩伴徐来丰爬上村南头的杏山,宋保华能够看到30多公里外的冷口关长城。晚上,一家人在院子里吃饭,还能对着天空数星星。

这样的情形在2002年以后被打破。依矿而起、因钢而兴,上世纪50年代,迁安铁矿累计探明储量已达27.2亿吨,储量居全国县域之最。只是,当时铁矿主要用于供应首钢集团。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迁安还是河北省最贫困县之一。

2002年,迁安市政府提出“钢铁迁安 中等城市”的发展目标,在获得位于北京的首钢集团将部分产业外迁的承诺后,迁安又在本地培植了大批钢铁、焦化企业。迁安一跃成为一个新的国家级钢铁基地,钢铁产量超过德国整个国家。2003年起,迁安综合经济实力连续10年位居河北省百强县首位。

而彼时兴起的代表性企业,便集中在松汀村周围。村子的西、北、南三个方向分别紧挨着迁安中化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迁安中化焦化厂)、首钢迁安钢铁有限公司(下称迁钢)、迁安市九江线材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九江线材)。在市政规划中,松汀村因地处迁安西部工业园区腹地,位置尤为重要。

命运就此改变。耕地被征用的松汀村村民们开始另谋生计,适龄青年走进工厂,成为中国千万钢铁工人中的一员;老人们则普遍以拾荒为生;会经营的村民则在工厂附近开个饭馆,修车铺,已是相当不错的营生。

环境问题,接踵而至。

脑肺死咒

64岁的李玉香已经多年不在院子里晾衣服。虽然屋内晾晒“干得慢且有股霉味”,但她别无选择。曾经遇到难得的好天气时,李玉香忍不住拿出院子。待等干时,一层黑色粉尘落在衣服上,拍也拍不掉,她不得不重洗。

自2005年附近企业正式投产后,李玉香经常会在半夜突然惊醒,出现胸闷气短、咳嗽、嗓子发干症状。紧挨着她家的地势高处,便是迁安中化焦化厂。从村民们2014年自费拍摄的视频看,焦化厂的焦炉烟囱不时会排放黑烟,到了晚上有加剧之势。

被钢铁企业包的村民家庭。摄:冯存健

与李玉香有同样不适感的还有多位受访的老人。其中,由于院子紧挨着大卡车送货的马路,宋保华经常会被嗡嗡的油门声搅得睡不好觉;挨着马路的一侧白色围墙,亦被黑色覆盖。多年来,宋保华家的窗户从没开过。

超标排放并非“不小心”偶尔为之。网易号《知道》查证发现,迁安中化在近些年多次被各级环保部门点名通报,最近一次是在2016年11月,被国家环保部点名批评“排放黑烟”。超标排放的有毒有害污染物包括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重金属离子等。

对此,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庚辰分析称,上述污染物中,最危险的是烟尘。烟尘本身结构比较松散,可以吸附重金属及其他有毒物质。如果是PM2.5及以下的细微颗粒,就可以直接进入肺泡和血管,影响肺功能和心血管系统。

疾病确实在松汀村蔓延。2009年初,李玉香的老公王建才在拾荒时突发脑梗塞,幸亏抢救及时,才得以保住一条命。从此,王建才嘴巴歪斜,腰和手使不上劲,走路一瘸一拐。

丈夫患病不久,李玉香也出现头晕耳鸣的症状,难受时呕吐不止,经诊断患有脑供血不足。为了省钱,李玉香只去村里卫生室输液治疗。每到春、秋两季,脑供血不足的症状便会频繁出现,李玉香总在犯怵,“说不定哪天就没了。”

起初,李玉香认为自己和老公是年纪大了发病,并未太在意。但2011年,李玉香的邻居徐来丰也被检查出患有脑梗塞,目前靠输液预防再次复发,维持生命。随后,更多患有心脑血管、肺癌、呼吸系统疾病的村民一一出现,李玉香觉得问题没那么简单了。

网易号《知道》获得的一份2014年1月到10月松汀村《死亡报告登记表》显示,在25个登记在案的死亡村民中,最年轻死者50岁。除2人因乳腺癌去世和输尿管肿瘤死亡,17位村民死于脑梗塞、脑出血;3位死于心肌梗赛;2位死于肺癌;1位因下呼吸道疾病死亡。

死亡登记表。摄:卢广

实际上,松汀村并非孤例。迁安市蔡园镇卫生院的陆姓医生告诉网易号《知道》,该镇死亡病例中,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数超过9成。与松汀村相似,蔡园镇周边遍布大型钢铁企业。

黄酸井水

污染加剧致有能力的村民开始逃离,而无法逃离的人们面临着更加恶化的环境。

2013年秋,迁安中化焦化厂在李玉香家西边新建一座污水处理厂,地势要比松汀村地基高上半米多。

由于污水渗透严重,从2015年起,松汀村西头的村民便觉得地下水味道不对。2016年1月开始,距污水厂最近的李玉香家抽出的井水有酸味,烧饭、浇菜不好吃,用水洗澡后全身瘙痒。

到3月份,李玉香家抽取的地下水已彻底变成黄色。很多村民家里的井水也陆续有酸味,村民都不再敢吃井水。

这还并非全部。2016年11月17日,宋保华指着院子前的一小片菜地,叹了口气。顺眼望去,几颗油菜菜叶已大面积发黑,直至根处。“这还是昨天下了场雨,不然黑得更严重。洗不掉,实在没法吃。”宋保华称,等到太阳一晒,地上会浮现一层白色的盐碱。

情况最夸张的仍是李玉香家。今年,李玉香在院子前种了两季蔬菜,包括豆角、黄瓜、油菜,都没能长出来。李玉香及多位村民仍能记起2013年的一场“大雪”,虽然看似白色雪花,但是在手上化开后,夹杂着细小的粉尘。

左,宋保华所种油菜;右,李玉香家菜地。摄:冯存健

迁安市环保局出具的2016年4月24日到6月24日的监测报告显示,迁安中化焦化厂所排污水悬浮物浓度超标,抽检的松汀村村民刘在合家水井氨氮浓度超标。

在受访过程中,多位村民表达了因不懂法让焦化厂“钻了空子”的懊悔之情。按照《给排水设计手册》第五册规定,污水处理厂的选址距离居民区卫生防护距离至少在300米以上。

迁安市环保局2014年7月出具的一份报告更是明确指出,迁安焦化厂的设址违反《焦化厂卫生距离防护标准》(GB11611-89)规定设置的卫生防护距离,“已作立案处理,”但并无下文。

无望抗争

自空气污染加重、地下水呈现酸味无法饮用后,松汀村留守村民们开始四处讨要说法。身体的各种异恙反应提醒着他们,要想办法尽快逃离松汀村。

事实上,这并非全为他们自己。李玉香的二儿子王国强今年已28岁,如今开大车为附近钢厂送货。按照乡下多数同龄孩子的进度,李玉香觉得自己“早该抱孙子了”。这几年来,王国强相了二十多次亲,领回家的“准媳妇”就有6个,但最后都崩了。理由出奇一致:不愿嫁到污染这么重的村里来;要结婚必须要到新村社区买套房,但李玉香两口子没钱。这一直是李玉香心里的疙瘩。

拥有同样感受的还有徐来丰,他唯一的儿子徐志也已25岁,在钢厂打小工。患脑血栓的他自知命数已定,但他不愿意儿子谈不上亲事,更不愿意儿子年纪轻轻就无望地活着。

2014年3月,李玉香、徐来丰、宋保华等十余位老人商议后,堵到迁安中化门口,要找领导谈搬迁和污染赔偿事宜,这是他们第一次集体行动。迁安中化焦化厂办公室主任虽然见了他们,但告知“我不管事”,行动就此卡壳。

感到愤怒的老人们很快采取了一辈子最大胆的行动,“告御状。”2014年4月24日早上7点,李玉香、徐来丰等共9位老人一早从附近的滨河村坐客车去北京,随身带着上访信和一堆资料。“去的时候挺抱希望,觉得在首都,这事总该有人管了吧。”一位老人如此回忆当时的心情。

约3个半小时后,车子到达北京四惠终点站。老人们不知道路,花了270元租车来到国家信访局。信访局工作人员接待了他们,让选出两名代表反映问题。

只是待信访局工作人员看了上访信后,便告知他们要到唐山市政府反映问题,并会通知唐山方面着手处理。走出信访局大门,9位老人的手机便不断挨个响起,大队干部告知他们马上回来,“回来就解决。”

村民们讲,从北京回来后,迁安中化焦化厂原本已打算将松汀村西头紧挨厂子的几户人家搬迁,但松汀村大队执意要求整个村都要搬迁,需要花费上亿元,迁安中化未同意,搬迁问题再无下文。

唯一的“好消息”是,上访当月,迁安中化焦化厂开始委派松汀村大队从新区锅炉房运水供给留守家庭,每天送一次,并承认地下水“污染超标”,不能再喝了。

但对于多数留守老人们来说,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出现:每当送水人员到达门口,他们要用水桶从供水车接满,然后从门口提到屋子里。因为上了年纪,加疾病导致的腿脚不便,提水桶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从门口到屋子里的数米距离,徐来丰中途往往要休息多次。

2014年7月18日,徐来丰等5人来到迁安市环保局稽查大队再次信访,再次提出要求搬离的诉求。接待人员出具相关报告证实迁安中化焦化确实违规建厂,但亦明确告诉他们,这件事解决不了,并支招“不行的话可以起诉污水厂”,此后也无下文。

两次信访无门,老人们决定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截车。松汀村正中间是一条南北向的马路,是大车向迁安中化焦化厂送货的必经之路。浩浩荡荡的二十多位老人站成一排,用身体挡住了它们的去路。

老人们回忆,他们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发动了十几次的截车行动,想以此逼迫“管事的人”和他们对话,每次都是被焦化厂保安和工人们架走。2014年11月,木口镇政府官员和松汀村大队干部终于来到截车现场,但并无对话,只是警告他们截车犯法,马上解散。

情绪激动的宋保华从紧挨马路的自家院子抽出井水,送到镇政府官员面前,“这水你们喝一口,我喝三口,”但被镇政府官员拒绝,并称“这次来不是说水的事”。宋保华当即回应,“说的就是水的事,村里都污染成什么样了,把我们搬走。”最终,村民们被强行解散。

老人们的行动并未因此停止。2014年12月16日,当李玉香、徐来丰、宋保华等二十多位老人们再次截车时,迁安中化焦化厂报警,迁安市派出所将十几人带走。宋保华称,期间,因发生冲突,自己的三根肋骨折断。

被关期间,派出所人员对所有人做了笔录,并指出他们截车的行为违法。李玉香当时回应道,“许可厂里犯法排污,我们犯法就不中了?”李玉香请求公安人员把搬离松汀村的诉求写到笔录里,对方答应写上。而一直疼痛难忍的宋保华要求吃药治疗,则遭拒绝。

2014年12月25日,在被关押了9天之后,老人们被释放了。李玉香走在路上,感到一阵胸闷发晕。那天,正好是她62岁的阴历生日。

自此之后,松汀村的抗争阵营正式解散。一位曾参与截车的老人迅速搬离他处,并不再接听阵营中其他人员的电话。而李玉香、徐来丰则反复强调,反抗没用,媒体报道也没用,“净惹麻烦,瞎过吧。”

颇为微妙的是,老人们的生计问题变得更为严峻。多位村民反映,周边厂子对送货大车的要求更加严格,一定要把货卸干净;如果大车返程掉下过多焦炭被村民捡到,就要罚款。徐来丰称,现在每天捡的焦炭只有当初的一半不到,他决定不再捡了。

“重污染企业都迁到我们河北了,现在又来怪河北制造雾霾?”

11月16日下午5时,九江线材厂9号门门口。一辆辆载有焦炭、外矿的大货车疾驰进出,卷起漫天尘土。钢厂的高炉冒着白烟冲向落日,交织出一幅荒诞的灰红色画面,宛如末日场景。

举目所见,马路北侧的所有饭馆业已停业,只剩一家小卖铺,显得有些突兀;南侧的饭店大多尚在营业,但生意冷清。正是饭点,兰州牛肉拉面饭馆内并没有一名顾客,老板娘干脆躺在床上睡觉。“以前一年收入能有个四五万,现在不到两万了。”

钢厂附近饭馆大多关闭。摄:冯存健

因污染招致的痛恨,不能完全概括附近村民对钢铁企业的感情。他们害更怕钢铁行业的萧条。

数据显示,仅九江线材一家钢厂就有13300名职工。松汀村及其所在的木厂口镇的大多人,都不得不依靠钢厂生活。在受访过程中,哪怕因疾病缠身希望逃离,也没有一位村民提出过希望钢厂、焦化厂关闭。

不过,这份依靠已经不再牢固。2012年以来,国内钢铁行业形势急转直下,去产能的艰巨任务和中央铁腕治污的环保压力,让头号钢铁大省河北省如坐针毡。仅2016年11月份的前11天,唐山市便三次发布限产令。

依矿而起、因钢而兴的迁安自然受到严重影响。2015年,迁安市钢铁、矿山行业税收相比2012年减少32.2亿元。力求转型的迁安市政府,将昔日进入市区主路上显赫的“钢城迁安”标语,悄然换成“魅力水城 绿色迁安”。钢厂停产限产、裁员的大幕早已开启。

对于木厂口镇的上万名工厂职工来说,适应这种转变并非易事。

42岁的吕东是位于木厂口镇的松汀钢铁有限公司(当地人称松钢)的一名炉前合同工,工龄近25年。2011年好光景时,吕东税后月入可以达到4200元。而如今工资近乎拦腰减半,只剩下2500元。

不仅如此,这座始建于1969年的老牌钢厂近些年来已多次停工,2015年一年断断续续生产了3个月,6000余名职工不时被放假。2015年底,唐山钢协对32家会员企业进行的一次调研显示,松钢的资产负债率高达165.33%。

大部分松钢职工不出意外的都被拖欠工资。吕东有一个多月工资还没领到,这已然算是幸运;在松钢工人组建的QQ群里,被拖欠6个月工资的人比比皆是。

“如果被裁员或钢厂倒闭了,我这个年纪再去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很难,只能去打打小工。工龄算是白搭了。”吕东父亲患有肺癌,医疗费已花去二三十万,在读高三的儿子每个月的生活费近要1400元。

吕东希望自己能提前退休,再觅一份工作补贴家用,“钢厂工人太苦了,国家不需要我们了。”

更年轻的35岁松钢工人王成则在停产时执意选择离开,在迁安市一处建筑工地打工。虽然依旧劳累,但工资比在钢厂时高了一倍多。“大势不可逆,钢厂以后更没好日子过了”。

对于钢铁产业产能过剩的现状,王成有着自己的看法,“产能是大,限产停产也应该。但中国钢厂生产的大多是粗钢,为啥?技术水平上不去,这才是症结所在。你不知道中国精钢还要进口么?”

王成经常在网上浏览关于雾霾的段子,也知道一位领导“2017年治不好雾霾提头来见”的许诺,但他不明白为何舆论都把责任推到河北身上,“重污染企业都迁到我们河北了,现在又来怪河北制造雾霾?”

不过,自称“局外人”的王成最在乎的还是,他被拖欠的6个月工资,什么时候能要回来。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所涉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