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裴敏欣:习近平终结了“后天安门秩序”,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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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传媒, 作者: 张洁平

习近平上台后,告别了菁英分赃联盟的规则,从集体领导转向个人领导,终结了持续20年的“后天安门秩序”。破之后是否立?明年七月见分晓。

本文于7月20日刊于端传媒,端传媒现正进行集资计划,如果您喜欢本文,推荐购买端传媒付费会员

在政治学者裴敏欣看来,2012年是中国政治走向的一个强势拐点——它不仅拉开了中共领导人换届的帷幕,习近平的上台,更直接终结了此前两届中共领导人所延续了20年的“后天安门秩序”。然而,新秩序是什么?习究竟凭什么能够展开新秩序?眼下人们感受到的反腐败、高官落马、富豪自危、政治高压是新秩序的一部分吗?它又会将中国牵引向什么样的未来?

端传媒日前在香港专访了这位师承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并邀请他评点中国当下的政治现象与走势。

裴敏欣是一位美籍华人,美国政治学家,专长是中国政治经济、中美关系及开发中国家的民主化,目前担任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凯克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摄:林振东/端传媒

59岁的裴敏欣是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1980年代赴美留学,取得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专长研究中国政治、中美关系以及民主化。他曾著有研究中苏改革比较的专著 From Reform to Revolution: The Demise of Communism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1994);研究中国转型陷阱的专著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2006)。而去年底,他关于中国的最新研究引起不少关注,包括2016年10月在《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发表的论文 Transition in China? More Likely Than You Think (《中国转型?比你所想的更可能》),以及同一时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著 China’s Crony Capitalism: The Dynamics of Regime Decay。这本新著,也是裴敏欣的书作首次推出中文版,译为《出卖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共产党政权的溃败》,2017年7月在台湾八旗出版社面世。

在评点当下政治局势之前,不妨回顾一下,裴敏欣在专著与演讲中不断阐释过的,他对中国的几个基本判断:

  1. 中国的专制体制已经进入衰落期。衰落期可以很长,衰落可以观察,崩溃无法预测。对衰落期的判断,裴敏欣个人认为是10年左右。

  2. 从社会经济现状和全球比较来看,中国已经进入亨廷顿所定义的“转型区”,也即已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具备政权转型的客观条件,发生转型的可能性高。但仍缺少主观条件。

  3. 中国的专制是后极权体制,不是威权体制,前者比后者对政党、经济、国家机器和社会的控制要严密得多。中国已经错过了从后极权向威权转型的改革时机。以世界经验来看,后极权国家的转型几乎都是以革命告终。

  4. 如今中国转型的最可能模式是改革和革命的混合(“Refolution”),裴将之命名为“改良式革命”。

  5. 政权可以选择不主动改革,但不改有不改的成本,客观上难以长期持续。

在裴敏欣发表于《民主期刊》的论文中,他举例证: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目前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高于台湾1988年到1989年的水平,也高于韩国1987年的水平,在适合比较的35个国家之中,中国高于30个国家,不光进入了“转型区”,而且进入了其中比较高的水位。另一方面,他又研究了全世界比中国人均 GDP 收入更高、但仍保留专制政体的国家,几乎全是产油国。裴敏欣认为,政治学研究发现,产油国可以通过自然资源开发获取暴利,养活专制,而不需要从民间摄取财富,因此可以不必民主转型,但中国则非常困难。若经济持续发展,能维持专制政体的可能性不大。

在这样的框架中,如何看待习近平上台后的中国政治走向?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危机,习显然深有所感,在他当政后的数次党内谈话都可见其忧虑。但他求诸的种种药方,能扭转局势,改变衰败期的本质吗?十九大临近,怎样判断中国会不会主动转型?

以下是端传媒专访裴敏欣的摘要:

端传媒(以下简称端):您最近提出,习近平终结了“后天安门秩序”,究竟什么是“后天安门秩序”?

裴敏欣(以下简称裴):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共产党实际形成了一套内部运作的新型规则,一方面菁英利益共享,一方集体领导(分权),两者加起来,其实就是分赃,礼貌点叫权、利共享。而习近平的上台,终结了这种秩序,告别了菁英抱团、分赃联盟规则,从集体领导,转向个人领导,他个人确立了领导权威。这是很重大的发展。

端:为什么习近平可以打破后天安门秩序?

裴: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地利”就是说,有偶然因素。第一个偶然因素就是,他碰到的两个前任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活着,且两人不合。在中国,一般前任领导人活着,你要巩固权力就很困难,但习碰上的情况恰好是,前两任领导人对他的害怕远远低于他们互相之间的怨恨。如果你是胡锦涛,下台之后,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保存自己的政治实力,如果聪明一点,你要和江泽民抱成一团来防止一个新威胁。从政治常理上讲,一个新领导人上来,胡跟江的派系应该成为一个联盟,但是由于他们之间的分歧,他们无法抱团,这就给习近平创造了一个逐个击破的有利条件。所以他在人事上的调动总体很顺,这就是所谓的天时。他碰上了相对弱的对手,而且不团结。

第二个因素更偶然,就是薄熙来倒台,现在看来后果的确很严重。因为薄是唯一一个可以和习近平叫板的人,但因为王立军事件,这个人很偶然倒台了,改变了中共高层内部的格局:没有一个强势政治人物可以跟习抗衡,令他可以在短时间内,在没有强有力对手的情况下迅速巩固权力。

而“人和”则是,他抓住了公众对腐败深恶痛绝的心理,强势反腐。这也是不同阵营的最大公约数——人们在其他事件上有分歧,但憎恨政府官员腐败,要求整治,是一个共同需求。这也是在政治上迅速获得回报的一个举动。

端:我们稍稍回退一点,这样看,2012年是近年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拐点。但此前一直有人认为,2008年是重要的拐点。您怎么看?

裴:2008年的确是拐点。有几层含义:

第一是全球金融危机,让中国领导层一下子对中国模式有信心了。你如果去查2008年之前,中国模式这个词用的频率很少,08年之后,中国模式、北京共识都常常出现了。那一年奥运,中国一党专政下的盛世景象似乎出现了。

第二,从政治层面来讲,就是08之后,到了胡锦涛执政的第二届,“九龙治水”的现象更加明显,又出现一些政策上的失误,中央的权威极度弱化。08年之后,国内的经济政策开始有错误,四万亿、中国的信贷泡沫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同时,国内开始面临少数民族和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挑战,拉萨、新疆、零八宪章,都是那一年。薄熙来在重庆搞得“唱红打黑”运动,也是08年开始。

08年这一个拐点,放开了许多可能性,但也已经感觉,“后天安门体制”快要走到尽头。到了12年又是一个拐点,强势一拐。

端:那下一个问题就是,2012年习上台,打破了旧秩序,稳固了权力,之后要干什么?

裴:对,之后看他要干吗,是决定今后五年、十年中国政治走向如何发展的一个关键。破之后是否立,今年年底十九大落定,明年3月国务院人大的班子落定,基本上明年7月就见分晓了,到时候,习第二任往哪个方向走,会明确得不能再明确。为什么这么说?这是一个基本政治学的分析。你没办法揣测一个人的动机,你只能做一些政治学分析。所谓改革,就是打破均衡。因为均衡状态下你什么都不能干。打破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在均衡内部,打破力量平衡,进行各方力量的重组。在中国,邓小平92年南巡之后共产党的改革就是这一种,在内部打破平衡,一下子保守派失去了发言权,技术派、改革派赢得绝对统治地位;第二种就是引入外力,比如毛泽东的文革,内部死板他没办法,于是引入外部的群众力量来打破。现在要看习在今后一年内,如何打破这种均衡。只有两种破法,没有第三种破法。过去五年,习打破的只是权力菁英的游戏规则,但还没有打破力量平衡。就算是反腐,中国的官僚体制有几百万人在那里,中央不到五千人,他根本还没有真动。

裴敏欣。摄:林振东/端传媒

端:但他也可以什么都不动,不是吗?

裴:他什么都不做也可以,这就是所谓的自保的生存战略。基本判断就是,均衡我打破不了,风险太大,那就考虑在不打破均衡的情况下,我如何自我生存。先是自己个人的领导地位巩固,然后通过政治体制本身的自我保护能力去巩固权力,加强控制。一个是对社会的控制,一个是对菁英的控制。

但不动也有不动的成本。对习来说,最大的危机就是他的表现、政绩能否持续。很简单,你能否提供实惠?现在是后意识形态时代,共产党干部没人愿意去延安住窑洞。不管是普通民众也好,政权菁英也好,都是实惠人,吃烟火食的人,如果你能把门面撑下去,能赚钱我就跟你走,这个任务完不成,指标达不到,那就麻烦了。社会会有直接反应,菁英接著会分化。但实证角度还是要量化,能撑五年、十年还是十五年?这个很不确定,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群众和菁英的心理承受能力,但最终是有限的。举个例子,为什么76年“四人帮”一下子就被推倒了,因为发生了综合性危机,该发生的问题都发生了,人们的承受能力到极限了。

端:您新出版的《出卖中国》一书里,非常细致地剖析了腐败的内在结构,给“官商勾结”、“权贵资本主义”这些已经陈词滥调的说法,配上两百多个案例的实证分析,指出是什么因素导致90年代以来勾结式腐败大规模出现,这些因素又如何导致整个体制走向衰败。我想问的是,习近平显然也看到了这种衰败,似乎为了不触碰一党专政的天花板,他在用各种各样的药方缓解症状。比如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你觉得,奏效吗?

裴:反腐有几种类型,运动式反腐是其中一种。但国际经验和中国历史经验都说明,运动反腐是无效的。很简单,你不可能永远保持高压。有效的反腐一定要是制度反腐。所谓制度反腐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要设立什么规章制度,那没用,而是一个全面的体系:政府对资源的支配、政府对自身权力的约束、反腐措施本身的透明度、还有自下而上的制约,包括舆论跟民间团体等。你如果看中国的反腐,形式非常单一,根本看不见其他的措施。理论上说,运动式反腐肯定失败。

但为什么还要这样搞呢?首先,从中共本身历史来讲,运动式反腐是共产党的惯用手段。从“三反”、“五反”到现在,刘青山、张子善到现在薄熙来、周永康,有很长的连续性;第二,运动反腐往往可以实现短期的政治考虑。如果你去看数字,中共领导人刚上台时——新任领导人第一任第一届第一年,每年送进监狱的人肯定要比以往多,江泽民、胡锦涛都是这样。去检索一下中央纪委资料里“移送司法”的数字就知道了。利用运动式反腐来巩固权力,这也是惯例;第三,它能短期满足公众对政府的期望。因为真正要解决腐败问题,是要做长期的制度建设,但制度建设是看不见的,时间很长,没有政治回报,而运动式反腐的政治回报很明显:贪官送进监狱电视上一报导,大家就会觉得你干了事。所以运动式反腐一点都不奇怪。习近平和以往不同的是,以往一般持续一年,但他起码持续了四年。以往一般都是刑不上大夫,一年最多动七、八个高官,而习一年要动三十几个。我认为这说明他想要改变八九之后的政治秩序。

端:您认为习的反腐运动真诚吗?您的书中也提到,反腐运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权力布局,可能引发精英阶层更加大的互相不信任和敌意。但您觉得它和习的政治理念究竟有无联系?

裴:不谈动机,只看结果的话,从运动式反腐中看不到习的政治理念。只能看见改变政治秩序:以前权威不清晰,现在权威很清晰。政治理念就是说到底靠什么价值来治国,官员清廉是一个价值,但这不是完全价值,还有其他比如政府权力限制、个人尊严、个人产权人权得到保护等等,这些价值至少在这个运动之中没有得到任何体现。

端:习求诸的另一个解方似乎是道德,从整治家风,到从严治党,推崇贤能政治。道德有用吗?

裴:道德的约束力太小了。我一直都把道德说成是最后一道防线。现在上上下下推道德反腐,其实是逢场作戏。这是成本最低的,就是他愿意说假话,一个说谎的成本而已,没有时间精力。但真反腐的话,成本就厉害了,监督政府的成本、舆论自由的成本,那才是真的。

端:全球秩序出现很多新变化,中国正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您觉得这会给中国发展和维系体制,带来新的空间吗?

裴:国际环境对中国有利也有弊。有利的部分,主要是意识形态。因为民主本身在衰落,至少是短期如此,对中共来讲,它的意识形态没有强抵抗,没有生存的威胁了,所以这对它有利。但总体来说,我认为国际环境对中国体制的维持是不利的。第一,共产党生存的法宝之一是经济发展带来的政绩合法性。如果全球化倒退,那中国作为外向型经济首当其冲受冲击,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毫无疑问是中国。如果出口垮了,或者半垮,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会打折扣,这是第一点不利之处;第二,现在美国讲“美国优先”,你说是保护主义也好、孤立主义也好,总之不做老大了。但我一点都不认为,中国现在可以打开香槟庆祝美国霸权没了,轮到我做老大了;首先,中国不可能做老大;其次,在一个没有警察管的社区,治安可能更糟糕。无霸主无序,许多以前由美国承担的隐形成本马上会变成显性成本。战国时代不一定对中国好,过去几十年里中国是搭了便车享受了无数好处的,而在战国时代,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现在无法预测的风险、危机。很简单,朝鲜,美国不管谁管?另外,特朗普政府虽然在全球上宣称美国第一、美国优先,但它肯定认为中国是一个对手。以前美国政府的化解方法是令中国融入西方秩序主导的世界,若这个秩序没了,美国唯一能做的就是和中国对着干,对抗风险很大。

端:您怎么评价中国近年来越来越积极的外交策略,比如“一带一路”?

裴:我觉得中国的外交政策,一方面是有意识地感到西方不行了、美国不行了,是时候抓住机遇、有所作为。但另外一部分是本能的,无意识的。要知道许多政权在国际社会的行为并不是深思熟虑的,它是体制本来的惯性,它在国内就做惯了,不考虑换了环境事情影响会怎么样,不是理性不理性的问题,根本是习惯性的本能。比如“一带一路”,我认为这个政策的提出,反映了新领导上来要有所作为,想要抓住表面上的商机,以及战略互补性。但是对“一带一路”的风险、长期考虑、可行性都没有真正看到。但是由于中国的体制,如果上面有指令,整个体制会被动员起来来实施这个指令。没有人会说皇帝没有穿衣服。“一带一路”可能是中国的陷阱。不只是中国,很多国家领导人都会犯这样的错误,以为很多难题只要一个政策出去就会迎势而解,不可能的。

裴敏欣于香港城市大学出席香港回归二十年研讨会。摄:陈焯煇/端传媒

端:您怎么看郭文贵和肖建华?这两个富商,一个流亡国外,以自媒体方式广传信息,一个从香港被带回大陆控制,销声匿迹。他们对中国当下的政治局面会有影响吗?

裴:郭文贵很简单,三个字:没影响。他是有很大娱乐作用,本来中国政治是没有什么戏剧性的,现在有这么一个戏剧性的人物添油加醋,现在有故事了。当然他说的话你没有办法证实,谁都可以猜。他的出现应该是个偶然,一般有钱人都比较低调。反过来说,如果他这样说的话都会有影响,那说明这个政治体制出大问题了。所谓里应外合,他根本就没有“里应”。

肖建华比他有意思多了。要看可以分几层。第一层,在后天安门秩序下的富豪生存战略已经失效了。在后天安门时期(1992年到2012年),富豪的生存方式是给所有官员好处,摆平所有人我就安全。想不到高压反腐之下,所有人的秘密你都知道,一下子从最安全变成最不安全。以前一本万利的策略,变成有百害而无一利,这说明时代变了。肖建华牵涉很多政治局委员、常委、前朝元老,你可以想象,他被绑架之后,基本上想要反对习近平布局的人都完蛋了,所有把柄都在他手里。不需要具体做什么,他的存在就是一个证人、一个武器,好像核弹头制造的威慑平衡。

第二层,中国式的权贵资本主义涉及到所有经济层面,最深的是国有资产和金融,因为这里面可以一下子产生暴富。但肖建华揭示的更大问题是,权贵里面,权比贵更重要。中国的丛林法则里,有钱人只是很肥的猪,它不是老虎、狮子、狼,掌握政治权力的才是后者。猪再肥,在短期内他们只能跟虎狼暂时联盟,但到最终他们还是猎物,不是猛兽。虽说在世界上,除非有法治把权给限制了,否则永远是权比贵更厉害。但在其他威权国家,贵还是贵,它虽然比权弱,但它还是贵;中国的贵,可以一夜之间一钱不值,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因为共产党权太大,可以在物理上消灭对手,根本就毫无制约。

端:您怎么看中国近年来对港台的政策,这种政策,能否达到执政者想要的目的?

裴:我认为,北京对港台政策很难达到它的目的。这还是一个人心向背的问题:你如何赢得人家的心。你强硬,可以阻止人家做你不想做的事情,但是你没有能力让人家做你想让他做的事情。这是一个强力的权限。比如香港,人家不可能搞独,但是同理,也不可能跟你统,统跟独之间的空间太大,他可以成天做一些事情让你不高兴、让你头疼,最终成了一个无效的政策。

端:您在美国教书多年,怎么看学生这个世代的中国年轻人?

裴:我觉得要理解,中国年轻世代的成长,是没有经历过极黑暗的压迫的。像我们这一辈是见过的,亲身体验过那种荒谬是怎么回事,所以反弹比较强烈。毕竟作为一代人他们还是比较顺。但只要是人,基本的需求他们一定都有,一定的自主权,一定的自由,一定的尊重,一定的安全感,哪个制度能提供他,他就会对哪个制度忠诚。中国现在这个体制能提供大部分,不是全部。我对年轻人还是寄希望的。也有人说,出国更爱国,这是没错。但那是在国外爱国,没用的,他回国就是两码事了。在美国他是爱国者,在中国他就是叛逆者,这种案例太多了,一点都不奇怪。他在国外感到自己是少数群体,西方洋人是“他们”,但到了回到中国,谁是“他们”?强权威权是他们,就成了他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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