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律师的孤独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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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作者: Alex W. Palmer

“活在真理中”

梁小军刚吃完早饭就收到了头一条即时讯息:他的朋友们正从家中和办公室里消失。这则消息本身并没有特别之处。作为中国的一名人权律师,梁小军不得不接受现实:时不时地遭遇一阵打压,是从事这个职业的人无法回避的风险。他还逐渐熟悉了中国为了管控异见者而经常采取的施压和胁迫手段:让他们和来自政府的监管人一起“喝茶”,频繁被司法人员造访,遭受警方的骚扰。但2015年7月10日早上,梁小军知道,严重得多的事情正在发生。

他现在意识到,前一天那令人不安的事件,其实只不过是前奏。那天早上,他刚睁开眼,就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从知名人权律师王宇那里传来。去机场送丈夫和儿子坐上一趟红眼航班后,王宇返回自己的公寓,发现家里断电、断网。凌晨时分,她群发了一条狂乱的讯息,描绘了几个男人试图闯进她家的情形。王宇随后就联系不上了。那天,梁小军和他在维权界的同仁联署了一份请愿书,呼吁政府迅速释放王宇,不要伤害她。但他告诉我,“我们对此没有想太多。这种事时常发生。我们担心的是她,而不是我们自己。”

第二天早上,请愿书公布到了网上,梁小军的手机被新一波恐慌的消息淹没。逮捕从早上7点半左右开始,三名男子在北京边缘地带的一家酒店抓住一名著名律师,往他头上扣了一个黑色的厚头罩,押着他匆忙走过大堂。与此同时,警察对中国人权界的法律枢纽锋锐律所进行了突击搜查。工作人员匆忙地在即时通讯应用上散布了这个消息。在警察冲进大楼之后,他们突然失联。

梁小军依然去上班,努力假装这是寻常的一天,尽管令人绝望的消息继续在中国散布开来。其中一条写道,“赶紧逃。”到下午晚些时候,近60名律师被拘留或失联。关于被突查的律所、被带上手铐和头罩的朋友和同事的消息在网上散布开来。梁小军独自坐在北京西部自己不大的办公室里,看着手机不停传来灰暗的新消息。他的同行们在一个个消失。

几乎密不透风的通讯管制加重了身陷重围的感觉。就在那天早上抓捕开始时,在中国人权活动人士中流行的即时通讯应用程序Telegram也断线了。它的服务一整天都没有恢复,那是因为该公司的服务器遭到了持续的网络攻击。该公司表示,不知道是什么人干的,不过袭击来自“东亚”。

梁小军不想吓到妻子,晚上回家后才告诉她发生了什么。然后他开始做准备。他洗了个澡,整理好自己的房间,拥抱了妻子和年幼的儿子。大约晚上10点,他的手机响了。是警察打来的,命令他立刻到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我告诉妻子和儿子,我很快就回来,只是找我谈话,”他对我说。但他心底里知道实情:他们终于来抓他了。

梁小军。图:Giulia Marc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对中国的刑事辩护律师来说,生活从来都不容易。在1979年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没有任何刑事司法系统:共产党组织了苏联式的警察和人民法庭,处理相对无足轻重的犯罪行为和地方纠纷,不过它们的主要职责是确保对党的绝对忠诚。甚至连名义上的法律体系根基宪法也只能算是不甚成熟,这还是从好的一面看去。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确定“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取缔“剥削制度”。几乎不停歇的党内清洗、革命运动和政治动员在最好的情况下让法律变得无足轻重,在糟糕的情况下法律则成了资本主义反革命分子的工具。

197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带来了司法改革。毛泽东此前在他的一场意识形态运动中清洗和摧毁了新生的律师界。法律专业和刑事司法系统从零建起,但自打一开始就存在问题。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研究中国社会和法律问题的教授刘思达说,按照设想,这些新法院并不独立于当权者,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辩护律师常常像罪犯一样被对待,还会因为履行自己的基本职责而被骚扰和监禁。来自中国律师协会的信息显示,1997至2011年间,在中国至少有143名律师因为代理刑事案件而被逮捕、拘留或殴打。遭受惩罚的威胁——或者在一家对政府很友好的律所做一份舒服差事的诱惑——促使许多律师根本就不接刑事案件,或者只是去迎合当局随便什么想法。

到2000年代初,江泽民带领下的中国领导层开始在统一意识形态方面采取相对温和的态度——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正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需要获得美国的首肯,而当时,美国正就中国国内的政策向其施压。新一代中国律师也开始进入法律界,科班出身的他们“会读到关于宪政、关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东西”,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研究国际法的学者艾华(Eva Pils)说。“那时候的学生对美国宪法的研究真的和对中国宪法的研究一样多,他们竭力思考让宪法发挥效力的方法——想要给它注入生机与活力。”法律界内部的讨论浮出水面:在法律得不到尊重的社会,从业的律师是否应该循法律途径解决问题?面对自身权利和保障慢慢被绞杀的情况,一些律师得出结论,在一个不公正的系统里,只有诉诸法外途径——公开信、微博、抗议、公共宣传活动——真正的法律原则才能得到遵守。

梁小军成名之际,也是这一更新、更激进的“维权律师”运动找到独特的发声方式之时。起初,这是一个不太注重协调配合的非正式网络;其成长靠的是推介、口碑和人脉。该网络在2000年代初不足20人的核心群体基础上迅速扩张:到2015年,已有数以百计的律师从事人权法方面的工作,或加入在线社会团体。他们的人数微不足道——截至2017年1月,中国共有30万名律师——但人权律师充满热诚、大胆敢言,也不惮以前辈们不敢采取的方式向政府发起挑战。

该运动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胜利。人权律师帮助吸引了全国上下的媒体对毒牛奶、被污染的疫苗、非法征地、警察暴行等丑闻的关注。不过务实从来不是他们首先考虑的事情。在新一代律师看来,捍卫人权是“对被侵权者,以及人类社会乃至他们自己的一种严格的道德义务,”艾华2006年在一本法律期刊上写道。妥协既不现实,也不可取。在这个很多政治和社会议题都属禁忌,就连某些种类的思想都被禁止的国度里,人权律师的崛起是一种不稳固但却给人以希望的进展。“大家内心生发出一种使命感,”艾华说。“说起来可能很老套,但的确存有一种变得强大和自主之感。”那是“活在真理中”的诱惑,艾华说。

但成功最终招致了打压。人权律师在法庭内外的活动“让当权者对他们倍感厌恶”,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美国—亚洲法律研究所(U.S.-Asia Law Institute)所长孔杰荣(Jerome Cohen)说。2013年8月,一份党内备忘录在网上被泄露。备忘录列出了“七不讲”,其中包括西方宪政,及其组成部分:“司法独立”、“普世价值”、“公民权利”。其所涉及的都是共产党寻求遏制的东西。

与此同时,习近平带领下的中国领导层开始对“法治”予以新的重视。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期间,领导层专题讨论并通过了一份关于司法改革的雄心勃勃的公报。参会者宣布,“要坚持依宪执政”——中国的宪法是一份不断被修正和修改的文件,受其最新版本保障的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权利,“人权”在2004年首次入宪。这次会议之后,中国的法官、外交官和官僚们纷纷高喊同样慷慨激昂的口号。在几乎每一个政府活动领域,“法治”都被大谈特谈。但在实践中,“法治”其实等同于“党治”。

中国政府措辞上的转变,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重新校准与该国的关系及其关于人权的概念之时。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担任总统期间,淡化了人权问题在美中关系中的角色;他寻求针对贸易、气候变化、朝鲜等议题,把中国培养成美国的伙伴。奥巴马声称他与习近平会晤时“坦率”地讨论了两国在人权方面的观点分歧,但他不愿意就政治异见人士和活动人士被拘事宜向北京方面施压。对于同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因为参与撰写一份亲民主宣言而被中国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收监的刘晓波的命运,奥巴马基本没在公开发言中提到过。(本月早些时候,处于政府监护之下的刘晓波因肝癌并发症逝世。)这种路线的转变在特朗普总统竞选期间及上任后得到了明确的彰显:现今,中国太重要,也太富有,我们不能冒因为人权问题而惹怒它的风险。特朗普提及习近平时曾说:“我相信他非常尽力。他当然不希望看到动乱和死亡。他不希望看到那样的结局。他是好人,是个很好的人。”

过去五年让中国的律师,尤其是那些致力于法治工作的律师,遭遇了严重的挫折。身在多伦多的刘思达教授,把这种差异称为“双态模式”。“他们用一个体系处理普通的法律案件,用另一个严酷得多的体系处理敏感案件,”刘思达告诉我。“他们在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事项之间划了一条线。”如果你越过那条线,“他们会不择手段。”

最初促使梁小军做这一行的是境遇而非信念。作为一个解放军军官和图书馆管理者的儿子,梁小军从小生活在一个优渥的中产阶级家庭里,党的命令被奉为圭臬。他稀里糊涂地开始从事商业法业务,但工作让他很痛苦。“那不是我想要的,”他说。“我感觉作为一名律师,有时候你必须说一些违心的话。”他的转折点出现在2008年,当时他给一个来自新疆的人做了辩护,那是中国西部一个穆斯林占据人口多数、局势较为动荡的自治区。他的客户被控从事“分裂”活动,最后还被指控向外国人提供国家机密。而事实上,梁小军相信那个人是因为皈依基督教而被关押的。案子一开始是由梁的一个朋友接手,但警察拒绝让他见自己的客户;这位朋友无奈之下请梁小军帮忙。“我说,‘好的,我可以’,”梁对我说。

去年二月底第一次见到梁小军时,我追问他的这个决定。后来我们知道,那宗案子是他走上与中国政府对抗的危险之路的第一步。为什么他会接手?我们坐在他那间装潢简单的小办公室里喝着茶,在我说话时,他歪着脑袋,显得很困惑。“我觉得这是必须的,”他对我说。“人民的权利在被践踏。他们反复被酷刑折磨。他们被弄得妻离子散。这些我不能视而不见。”

他在2009年创办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从此开始接受更多人权案件。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份危险的工作——“无知者无畏,”他对我说——直到三个月后司法部的人来到他的办公室。到了那个时候,他已经接受了这份工作的风险。此后几年,梁小军扩大了工作范围,将异见人士、人权活动人士、上访者以及其他在中国各地被迫害的群体也包括进来。只要找到他的案子,他基本上都不会拒绝,很快他就成为这场新兴的运动中的一个沉默而坚定的成员,接手一些在他以前看来不可能或不能碰的官司。

然后就是2015年7月9日——也就是常说的“709”,几十年来中国律师遭到的最大规模的打压行动。中国人权观察人士估计,那个秋天全国共计有超过300名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成为目标,其中27人被禁止离境,255人被暂时拘禁或强制审讯,28人遭政府羁押。这不只是对人权律师,也是对更大范围内的公民与社会行动主义的一次打击。“人权律师在公民社会中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2014年离开中国的人权律师滕彪说。如今他是美国-亚洲法律研究所(U.S.-Asia Law Institute)的访问研究员。“每次有博主或教会领袖或记者被抓,总有勇敢的律师会去做他们的代理人。”人权律师不只为中国异见者仗义执言,往往还是维系他们的纽带。709大抓捕本意是一次性压制其中许多人的声音。“杀一儆百,”刘思达对我说。

许多涉709大抓捕的律师和活动人士可能面临着无期徒刑。在整整六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实际上等于失踪了,中国刑法的规定允许警方“在指定的居所”对嫌疑人实施“监视居住”,不得与外界接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已经要求中国政府“尽快”终止这种制度。在大抓捕后,梁小军——他本人未被逮捕——尽量低调行事。这既是自我保护,也是性情使然:现年45岁的梁小军有一张显稚嫩的脸庞,眼神柔和,留着灰白的短发,是个平静而不露锋芒的人,既不是天生的倡导者,也不是热血斗士。“他不是那种会站在高台上宣讲的人,”一位朋友跟我说。

然而,如今是律师们自己需要有人为其辩护了。在709之后,这一群体里剩下的一些人或转向地下,或停止了工作。梁小军自己则只敢用化名发表有关案件的文章。在第一个儿子出生后,他的妻子曾要求他不要再接人权案,2011年几乎被捕后,她再次提出这个要求。

大抓捕过去七个月后,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交谈,我看到他的电话响起,传来一个意外的消息,是通过一个加密通讯应用发来的。“梁老师你好,”消息中说。“我是谢燕益的妻子。几天前您到我家来过。现在我需要你的帮助。”

无需多做解释。谢燕益是他的好友,也是在律师同行中很受尊敬的一位:无畏、自信、寸步不让,他会接其他人不愿接的官司,起诉掌握强权的政府部门,并在媒体上公开发声。警方在大抓捕行动开始后很快找上门来,此后他一直被羁押。他的妻子原姗姗原来聘请的律师因为不堪政府的压力,不再受理此案。

“您能推荐其他律师吗?”原姗姗问道。“或者如果可能的话,您能接吗?

女儿等他取名字

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梁小军为原姗姗的请求奔走。“我知道压力有多大,这是一起严重的案件,”梁小军后来对我说。“我努力想,哪些律师适合为谢燕益辩护。但我好多朋友自己就是嫌疑人。剩下的已经没有足够的人手,来为他们所有人辩护。谢燕益需要帮助和支持。”

3月4日,梁小军给原姗姗回信息。他将接下这起案件。

在3月末一个清冷无云的日子,我和梁小军一起去原姗姗家位于北京郊区的公寓看望她。在开车经过一座座光彩夺目的商场和一排排一模一样的住宅高楼时,梁小军和我讲了他2009年第一次见到谢燕益时的经历。当时,梁小军刚开始把自己定义为人权律师,而相比之下,谢燕益已在多年前用惊人的方式挑战国家主席,算是同行中的传奇人物了。两人迅速成为朋友和盟友。

近两小时后,我们到达密云。密云是坐落于北京东北部的一个区,挨着起伏不平的环京山峦。我们穿过一个庞大的小区,来到谢家门外。一个塞满童鞋的架子挤在门口。梁小军轻轻敲门,穿着黑色运动长裤、灰色毛衣和拖鞋的原姗姗应声开门,把我们请进屋里。

在讨论正事之前,梁小军请求看看谢燕益刚出生的女儿。孩子一周前刚出生,距谢燕益被捕那一天已经快九个月了。孩子在一个临时安排的婴儿房里睡着了,由原姗姗的妹妹看着。“叫什么名字?”梁小军压低声音问。“还没取名字,”原姗姗轻声说,眼睛盯着出生不久的孩子。“我等她爸爸回来给她取名字。”

原姗姗引我们来到客厅,梁小军在一张低矮的棕色沙发上坐下。夫妻俩的两个儿子画的幽灵和秋日景色,用细绳挂在窗户上。梁小军从背包里取出一沓文件,开始整理。厨房里,原姗姗正在复印机上扫描身份证明文件,那是梁小军为她丈夫辩护所需要的。尽管同事多年,但梁小军从没打听过朋友的背景。原姗姗一边拿出律师执业证、结婚证、身份证等文件,一边开始讲述丈夫的生活经历。

谢燕益是1975年生人,父亲曾是一名军官,后改行当了工厂老板和律师。原姗姗说他从小就很倔强。他喜欢跟年纪大他许多的哥哥摔跤和打斗。她说他从来没赢过,但是失败并不会打击他的热情。

谢燕益。图:Giulia Marc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谢燕益的母亲也是一名律师,在1997年把他送到新加坡去攻读法律。除了上课,谢燕益还去当地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人权法律与相关理论。回到故乡后,谢燕益租了一个小公寓,锁上门,让朋友每周给他送两次吃的。六个月后,他通过了律师考试。在从业几年后,他在2003年因为一个被中国媒体大肆报道的案子崭露头角。

那一年,江泽民结束了自己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第二个任期。尽管明面上已经退出公共生活,江还是保留了中央军委主席这个掌握重权的职务。“燕益说那是违宪的,于是就起诉了他,”原姗姗带着悔恨的笑容跟我说。谢燕益称他对前国家主席发起的法律挑战是中国历史上的“首宗宪法诉讼”。

这是一个勇敢的举动,同时也是很鲁莽的。“我那时候很年轻——很天真,”几年后谢燕益接受采访时说。“我以为,法律提供了这个渠道,我就要利用它。我相信法律的保护。”

北京一家法院当即拒绝了谢燕益的起诉,但是诉状给这位28岁的律师带来了恶名——还有官方安全机构的密切注视。他搬到了密云,希望能躲开一些压力,但是无论去哪,年轻的律师都处在严密监视之下。

原姗姗从一开始就说,她对丈夫的工作感到矛盾。她觉得很难彻底支持他。为什么甘冒失去一切的风险,只为了一个绝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回报的事业呢?两人于2006年夏天结婚,并且达成了一项妥协:她照顾家里,而他不把自己人权律师的工作带进家中。

2015年7月11日,律师们被捕两天后,这个妥协破裂了。下午八时,谢燕益接到电话,要他去接受一次问讯。谢燕益知道,他的很多朋友与同事已经被带走了。原姗姗催促他马上离开,去兄弟的工厂躲躲,直到风头过去。谢燕益拒绝逃走。在审讯中,五名警方人员向谢燕益问起他写给王宇表示支持的一封信,王宇的被捕表明打击的开始。谢燕益回答说,他是王宇的朋友,也是其他许多被捕的人权律师的朋友。警方问谢燕益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谢燕益回答说,他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不需要忠于党。警方指示谢燕益写保证书,承诺不会就被捕的人权律师公开发言。他拒绝了。

7月12日凌晨1点,谢燕益回到公寓。六个小时后,警方来敲门,要他立即去见他们的上级。之后他再也没有回来。下午二时,20名警察涌入公寓,有些人穿着制服,有些人穿着便衣,他们没收了谢燕益的证件、书籍、银行卡、案件文档和手机。在警察到达之前,原姗姗设法藏起了丈夫的笔记本电脑。在寻找这样东西时,警官试图争取这对夫妇的两个儿子的协助,他们的年龄分别为11岁和8岁。“爸爸的笔记本电脑在哪儿?”官员蹲在两个孩子面前,看着他们的眼睛问道。“他喜欢把它放在哪儿?”三个小时后,警方离开了。

没过几天,原姗姗从新闻播报中得知她的丈夫正在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行接受调查,这个罪名最高可被判处无期徒刑。自7月12日以来,没有人见到谢燕益,或是听到过他的消息。通讯中断意味着谢燕益不知道从他被捕以来发生的任何事情,包括他母亲去年8月22日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原姗姗去了天津警局,要求警方批准谢燕益出席母亲的葬礼,据报道,谢燕益就是被关押在那里。她坐在接待室的一张椅子上等了三天,诉说她的情况。警方拒绝了她的要求。

谢燕益不知道妻子怀孕了。在丈夫被捕时,原姗姗自己也不知道。预产期两天前,她回到天津警察局,争取能让丈夫在医院的一张表格上签名。警察再次拒绝了她。“他们甚至不想跟他说孩子的事,”原姗姗说。

梁小军准备好了文件,让原姗姗签名。她端庄地单膝跪在一张绿玻璃矮桌前,签好了文件,推回给梁小军,后者在她的名字旁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梁小军出来后心情很平静。我们走向他的车时,他开始说话,好像不是专门说给谁听,他谈起“709事件”期间他自己与警察会面时的真实遭遇。“他们问我的问题跟谢燕益的一样,”他坦陈。“他们叫我不要跟被捕的律师牵扯在一起,不要跟记者交谈,或者写文章。我同意了。他们强迫我写保证书。我写了。”他停顿了一下,虚弱地微笑了一下。“我想我没有谢燕益那么坚定。”我们开车回到北京,一路上没有说话。

在去原姗姗家一周后,梁小军去了天津——北京东南的一座平淡的工业港口城市——尝试会见自己的新客户。和“709事件”中遭拘捕的很多律师一样,谢燕益被关在天津市第二看守所。梁小军打算去看守所确认自己作为谢燕益的律师的身份。那听起来很简单,但我们准备乘火车从北京出发时,梁小军并不乐观。“所有去天津的律师都说,会有一名专职警察出来告诉他们不能会见自己的客户,因为客户拒绝见律师。”

他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警察转告我们客户的意愿是违法的,”他说。他还说,拜访本身非常重要。“它是律师和嫌疑人的家属向警察施加的压力,是能改变情况的。我们必须不断施压。如果我们不施压,警察会认为我们不关心这个案子。”

我们进入看守所时,一名身穿迷彩服和防弹衣的军人一动不动,只是用眼睛盯着我们。地方警察有不同程度的武装,加强了安保措施。警卫身后有一扇窗户,通向看守所的内院,那里修葺整洁,周围是石头拱门,像个大学校园。

梁小军提交了文件,要求见自己的客户。我们看到警卫们聚在玻璃隔断后面的书桌前,盯着我们,窃窃私语。梁小军很平静,但很警惕。我问他是否紧张。他说“不”,然后他停顿一下,接着说:“我只是不确定他们会怎么对待你。”我回想起在北京几次去他的办公室的情景。每次我该走的时候,他都会探头往门外张望,确保没人盯梢,才让我走。经过几次这样的告别之后,我才注意到这个规律,意识到他是在保护我。

我们等的时间很短。到达几分钟后,玻璃隔断旁边的一个厚金属门开了。里面走出两个男人。第一个人比较年轻,打扮得很利索,留着黑色短发,脸上挂着神秘的微笑。第二个年纪略长,不那么威严。他肩背有些驼,稀疏的头发从一边梳向另一边,带着疲倦、心不在焉的神情。年纪较轻的那名男子转向梁小军,让他进去。梁小军把手机交给我,跟着那两个人消失在了厚重的金属门后。

会见持续了不到四分钟。梁小军独自现身,直接走向出口。我们沿着有深车辙的土路往地铁站走时,他跟我讲述了会面的经过。

他说,那个年轻人是一名警察,名叫李斌(音),负责会见所有709被拘留者的亲属和律师。梁小军之前听说过李斌,不过李斌显然非常了解他:李斌先是列举了梁小军代理过的一些案件,还提到了他与警察和司法局的会面。然后他转向谢燕益的案子。“我们不能接受你的委托书,”他说,“谢燕益已经有两名辩护律师了。”梁小军问那两名律师是谁。李斌说,他没有义务回答。梁小军问其他律师有没有见过谢燕益,为他的辩护做准备。李斌还是说,他没有义务回答。

梁小军继续施压。询问他怎么能确定谢燕益请了那些律师呢?谢被单独监禁,怎么可能给自己请律师呢?每次李斌都说自己没有回答的义务,还说梁小军不是谢的律师,与嫌疑人没有正式关系。另外一名警察什么话也没说。

梁小军起身离开时,李斌说了一句话。“我很奇怪你居然不是来为王全璋辩护的,”他说。王全璋是梁小军的密友,和谢燕益一样,他也被关押在天津市第二看守所的某个地方。已经有八个月没人听到他的任何消息。“我知道他是你的好朋友。”然后,李斌笑了,把梁小军的文件递还给他,让他出去。

“卑贱地活着”

在运动成立后的几年里,人权律师们接下了包括与言论自由、劳工权益、宗教自由相关,为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以及跨性别者等群体争取权益的案件。然而在每一个案子里,律师们都要面对一个共同而又基本的敌人:恐惧。除了信念和价值观,这是团结这场运动的成员的共同点。“我觉得你也许可以走进很多法学院”,在中国“和许多学生谈话,并发现他们有自由主义的思想。”皮尔斯告诉我。“大多数人都同意,法律最好由一个独立的司法部监督。”但那并不会使这些人成为人权律师,她说。“这真的取决于一个问题,你能抵抗压力吗?”

在习近平治下,中国公民社会所面临的这种压力全面加大。作为一项压制“外国敌对势力”的广泛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已经拘捕和驱逐了外国活动人士,拒绝向在押人员提供医疗,重新开始强迫上电视忏悔的做法,倒退到了党内清洗的年代。一系列新的法律让政府可以放手处理一切它认为关乎国家安全的问题,给这项行动提供了法律依据。

对那些涉足法律敏感领域的律师而言,这种压力的施加过程是缓慢的;一开始是警方请喝茶。你在做什么类型的案子?一位警官会问。你知道你的同事最近在做什么吗?你的孩子找到新老师了吗?

通常这第一次会面就已经足以令一名律师改变方向。至于那些继续下去的,压力会逐步增加:司法局的人频频登门,不断被政府的人跟踪,收到他们的警告——“今天早上见人的时候你要小心说话”——这既是威胁,也是在提醒有人在监视他们。

压力有时会极其个人化。分管他们的人采用时紧时松的策略,这一周请他们吃饭,下周就审讯他们。处处是委婉说法:是“谈话”而不是威胁;是“教育”不是管教。恐惧和持续不断的暴力威胁不知不觉就成了常态。“一开始单是跟某人谈话就会让你害怕,”艾华说。“但是到后来,你对随时会被人带走都习以为常了。”

就梁小军而言,从2008年第一次接人权案件引起当局的关注开始,他就感到了这种压力。2010年,他第一次被禁止出席一个会议。当时欧洲某国驻京使馆正在举行一个法治座谈会,组织者邀请梁小军发言。会议当天早上,两名警察敲响了梁家的房门。他们全天都跟他在一起,给他午饭吃,会议结束后把他送回家。从那以后,骚扰几乎成为常态,包括政府暴徒的恐吓,以及对梁小军办公室的搜查。

最令人震惊的事发生在2015年8月,也就是709抓捕一个月之后。梁小军与妻儿来到北京机场,准备飞往纽约,到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交流活动。当一家人来到海关时,梁小军遭到拦截,被告知他被禁止出行。“他们说我可能会危害国家安全,”梁小军说。从那以后他一直无法离开这个国家。

在被禁止出行之前,梁选择对709镇压保持沉默。得到美国签证后,他希望保持低调,维持同家人一起旅行的自由。随着这个希望被证明是虚幻的,他的策略也改变了。“我决定,好吧,那我也可以走向公开,”他告诉我。他开始实名发表文章,公开谴责这些拘留是非法的。然而,梁小军也在适应这个体制。面对与朋友谢燕益同样的抉择,梁小军选择签署表格,作出承诺,被告知事项时点头表示认可。梁小军很少被拘留超过12个小时,这在人权律师中是罕见的。

他认为,尽量减少对抗是一个战术问题。“我对警方不太强硬,”当我们乘坐地铁从看守所返回天津市中心时,他告诉我。“警方迫使我承诺做某事,我说OK。因为对他们来说是没有法律的。如果他们不依法行事,我也不需要遵守对他们的承诺。我只需要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

我问梁小军,他是否认为自己是一个勇敢的人。他顿了一顿。“我觉得我不如在看守所的律师们勇敢。”他说。“有时我很害怕,我还是试着做正确的事情,为敏感案件辩护,依法向党发起挑战。但我有妻儿老小。我有时候需要保护自己。”

到站后,我们慢慢走上楼梯。走到顶部,梁小军停下来转向我。“你知道《麦田里的守望者》吗?”他问我,然后复述了一段话:“一个不成熟的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的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他微笑着拨弄外套的口袋。“有时我会用这些话来安慰自己。”

709抓捕之后,警方把注意力转向某些被捕律师的妻子和家属们。王峭岭、李文足这两位妻子开始举行公开示威,逼迫政府作出答复,之后压力变得格外巨大。女人们把被捕律师的妻子团结为一个临时社区,半是支持小组,半是用来举办抗议活动。

梁小军等律师们在混乱的司法体系中摸索的同时,妻子们成了709事件的形象代言人,在北京、天津等城市发起小型集会和抗议活动。她们以近乎宗教般的虔诚前往天津的看守所,每个星期都带上家人和朋友前往,在网上贴出她们的孩子在检察官办公室米色亚麻地板上嬉戏的照片,好像一组反乌托邦家庭度假的快照。

在一个酷热的夏日下午,我在一个有木饰板的咖啡店里会见了王峭岭和李文足,距离709镇压事件一周年还有一个多星期。她们都说,丈夫突然失踪后,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试图向年幼的孩子们解释发生了什么。李文足的丈夫是梁小军的朋友王全璋,父亲失踪时,两人的儿子只有两岁半,她先是试着维持一切正常的伪装,告诉儿子父亲出差了。但是在一年的过程中,一家人访问了看守所、警察局和律师,男孩意识到父亲被关进了监狱。他问妈妈为什么。

“我解释说他是律师,”李文足告诉我。“他必须帮助别人。因为他帮助别人,所以被怪兽带走了。”在她说话的时候,王峭岭把手放在她的背上。“‘他为什么不回来?’儿子问。‘怪兽太多了吗?’我告诉他‘如果你乖,长得结结实实的,就可以帮爸爸打怪兽。’”她停下来喝了一口茶。李文足的丈夫经常到梁小军的办公室去工作,他留下的书仍然乱七八糟地堆在梁的书架上——她说话的时候,梁小军一直垂着眼睛,玩着手里的笔。“他问我有没有人帮忙打怪兽,”李文足说。“我告诉他,‘有,有好多人呢。’”

尽管大家都有自己的困难,但女人们一致认为,谢燕益的妻子处境最艰难。她住在郊区,远离其他妻子和支持她们的资源。而且只有原姗姗有新生儿需要照顾,这一点被当局用来作为强大的议价筹码。

警方向原姗姗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如果她写信劝丈夫坦白,他们会提供较轻的刑罚,他将被允许看到一张婴儿的照片。警方说,这是改变谢燕益的“恶劣态度”的唯一办法。梁小军提醒她拒绝。“他们试图给谢先生和谢太太施加心理压力,”他告诉我。“我认为这会导致谢先生的心理防线崩溃。作为一个男人,看到孩子的视频而自己又不在场——那是很难受的。”原姗姗迫切希望能以任何形式同丈夫取得联系,一开始她有些犹豫,但最终她同意了梁小军的看法。她成了妻子团体的积极成员,多次前往看守所示威。

在咖啡馆,王峭岭和李文足开始规划即将来临的镇压周年纪念日。她们还没有决定要采取什么样的抗议形式;她们讨论,可以让所有妻子都穿红色衣服。“红色让我们感觉更好,”王峭岭说。“我们要表现出乐观的态度,所以每次去天津,我们都穿红的。”

起身离开时,王峭岭和李文足从包里拿出两小叠白色的打印纸交给梁小军。“以防万一,”李文足说。这些纸页上都是手写的授权委托书,授权梁小军在两人被拘留的情况下担任她们的律师。梁小军一言不发地把这些文件放进自己的包里。两位妻子向我们挥手告别,然后手挽手地走进灼人的阳光中。

“谁会记住他”

11月中旬,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给谢燕益的哥哥谢伟(音)打电话,给出一个提议。警察已经告诉谢燕益他的女儿出生了,但他依然不知道母亲去世的消息,警察担心,他得知这个消息后会有激烈反应。如果谢伟同意告诉谢燕益母亲去世的消息,警察会安排他们兄弟见面。谢伟同意了。那将是谢燕益被捕16个月后,第一次有人见到他。

会面持续了四个多小时,大部分时间都是谢燕益在说话。他谈到了人性、哲学和民主,以及他在看守所学到的东西。他说,他的监禁对警卫和官员来说也很重要。“那是一种思想的交流,”他对哥哥说。“官员们也需要被这段经历改变、点醒。要想看到光明,这是必需的。”

中午时分,午餐送来了。吃饭时,谢燕益对坐在旁边的副局长说,在监禁的前六个月,他们每天给他三个馒头,但他从来最多只吃一半。“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把它们都吃光吗?”他问副局长。“我在让自己做好挨饿的准备。我想做好长期坐牢的准备。”副局长不自在地笑了起来。

谢燕益似乎对外面的世界不感兴趣。他没有询问被监禁的朋友和同事的状况,也没有问起妻子和刚出生的尚未命名的女儿的情况。他说了很多话,但谢伟不记得他问过一个问题。

似乎只有母亲去世的消息把他短暂地带回了尘世。谢伟不愿提起这个话题,他希望能有什么办法回避它。但警察打断了他们,提醒他之前的协议。谢伟不情愿地说出了这个消息。一开始,谢燕益不肯相信。谢伟坐到弟弟旁边的椅子上,搂住他的双臂。“我跟他说,是因为心脏病发作,”谢伟说。“他觉得告诉他这个消息很残忍。”谢燕益开始哭,有几分钟时间谁也没有说话。恢复平静后,谢燕益说,释放后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给母亲扫墓。

母亲去世的消息一传达完,会面很快就结束了。谢燕益被带走时,谢伟问警察是否还有可能再见面。警察还没回答,谢燕益就说,没必要。“你有自己的工作,来天津挺累人的,”他说。谢伟再次询问时,警察表示,他们会申请的。“没必要,”谢燕益再次表示。“我能照顾好自己。”他被几名警卫带走,消失在一扇铁门之后。

后来,原姗姗在听谢伟讲述这次会面时,大部分时间都保持沉默。但是最后,她身体前倾,骄傲地谈起丈夫的决心。“他打算在监狱里度过一生,”她说。“他会把自己的案子当成是对中国民主和法治的牺牲。”原姗姗说,被捕前,丈夫曾努力寻找自己人生的意义。“现在,他似乎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梁小军似乎也被这个消息鼓舞了。“听到这些,我很高兴,”他对原姗姗和谢伟说。“不过我不觉得意外。我知道他是一个内心强大的人。”

不过私下里,梁小军则有些不确定。“谢燕益在谈论哲学,而我们在处理他的案子,”原姗姗和谢伟离开后,谢小军对我说。其他很多人在继续争取和盼望谢燕益重获自由,而他已放弃斗争,这令人难以接受。

梁小军需要重新开始工作。原姗姗让他为可能出现的审判做准备,他已经开始起草辩护陈词。但是现在,他不确定该说什么,或者该如何操作。他的客户——也是他的朋友——似乎比他料想的更加迷失。

一天下午,我看见梁小军在办公桌前,俯身翻看一本发黄卷角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希望找到推进谢燕益案子的新方法。我进去时,梁小军放下那本法律书,揉了揉太阳穴。在过去几个月里,他耳鬓的白发已经向上蔓延至头顶。“我知道我们赢不了,”他缓慢而平静地说。“我们无法为客户做无罪辩护。对这些人权律师,我们的工作就是与他们会面,鼓励他们,把他们的消息传到外界。只有律师能这样做。所以我会继续为他们辩护。”梁小军停下来,摸了一下桌上的一杯正在变凉的茶。“也许将来,许多年之后,当我们回头看谢燕益等律师的牺牲,我们会发现那是值得的。他们用自己的牺牲推动了中国人权的发展,暴露出政府的法治是虚假的。”他从书桌前站起来,背对着我。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们俩了。“但是谁会记住他的名字呢?”

自去年夏天709被拘押者的审判开始以来,梁小军等辩护律师得到的消息大多令人沮丧。在审判中,律师们被迫以令人感到羞辱的方式公开认罪。“我想提醒大家擦亮眼睛,看清境外敌对势力的丑恶嘴脸”,根据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报道,其中一名律师这样说。“永远不要被他们的‘民主’、‘人权’和‘公益’思想蒙骗。”第一位被拘押的律师王宇取保获释时,公布了一个视频,王宇在视频中公开拒绝接受她在狱中时获得的几个奖项,包括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的一个奖项。“我是中国人,”她说,“我只接受中国政府的领导。”

去年9月,中国司法部宣布了几项新措施,显然是针对法律制裁范围以外的活动,这些活动让人权维护运动更有威力。修订后的规定禁止“静坐、举牌、打横幅、喊口号、声援”等活动。此外,还禁止通过“串联组团、联署签名、发表公开信”或“组织网上聚集”来“制造舆论压力”。并要求律师事务所解雇不服从规定的律师,否则有可能吊销营业执照。去年秋末,又有三名人权活动人士遭到政府关押。

随后,今年1月,首次有律师详细叙述了在709事件中被捕和羁押的经历。此人叫谢阳,是一名人权律师,接过一些在政治上颇为敏感的案子。谢阳与谢燕益无亲属关系。谢阳的代理律师公布的会见笔录显示,他在不断轮替的警员、检察官和看守所官员手中经受了为期数月的肉体和精神虐待。谢阳说,在漫长的审讯过程中,他曾被逮捕他的人以家人的安危相威胁——“你老婆孩子开车的时候要注意交通安全,现在这个社会交通事故比较多”——还被告知,对他的拘押已经得到中央政府最高层的批准。如果他想要让审讯停止,只会得到这样的回答:“我告诉你,你告状也没有用,”对方跟他说。“你这个案子是北京的案子,我们代表的是党中央来处理你这个案子。”当他拒绝合作时,酷刑开始了。“我就是要故意折磨你,你看着,我要把你折磨成一个疯子,”一名审讯者说。“你以后就是一个废人。”

在坏消息不断涌来之际,梁小军只看到一丝希望。今年1月初,也就是原姗姗首次向他寻求帮助将近一年后,他收到了来自原姗姗的另一条令人意外的讯息。谢燕益已被保释,从拘留中心搬到附近的一家旅馆,接受软禁。天津检方拒绝继续跟进该案。

两周后,谢燕益回到家中。谢家发表了一份声明,表达了对支持者的感谢,并表示,“由于身体和现实情况”,谢燕益一定时期内暂无力参与公共事务,不接受采访和探望。他要花时间多陪孩子家人;首要任务是给11个月大的女儿取名。

直到5月初,谢燕益才开始出门,梁小军终于有机会见到他。两人在北京市中心一处繁忙的地铁站附近的肯德基里会面。他们聊了一下各自的家人,以及谢燕益离开看守所之后如何逐渐调整生活。他的自由是不完整的,受到严格的控制——一个政府的看管人到处跟随着他,虽然并不招摇,但却显而易见。但梁小军注意到,朋友产生了微妙的变化,表明遭到监禁的这段时间已经削弱了他的精神。谢燕益依然保持着乐观和好胜,但他也变得更加冷静,甚至有些冷漠。不过他依然在奋力前进。他和妻子终于为女儿起了名字:谢心爱(音)——“感谢爱”。他还接了第一个案子,代理被取缔的法轮功灵修团体成员。尽管有妻子的抗议和人权法的可怕现状,谢燕益却渴望重新开始工作。“他没有恐惧,”梁小军说。

谢燕益艰难赢得的自由之下掩盖着更广泛的人权倒退。7月,刘晓波在政府羁押之下去世后,外国政府和国家领袖发表了例行公事的消息,赞扬他并表示哀悼,但全球的反应却是一片缄默。世界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各种与中国的合作息息相关的问题上,诸如经济增长、恐怖主义和朝鲜问题。人权问题是一种不受欢迎的干涉。特朗普在沙特阿拉伯发表的演讲中说,美国再不会“告诉别人怎样生活,做些什么,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去崇拜什么”。刘晓波在隔离和囚禁之中死去之时,“整个世界都在袖手旁观,”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贝瑞特·瑞斯-安德森(Berit Reiss-Andersen)说。

在刘晓波去世之前和之后的几天里,梁小军在Twitter上转发了一连串来自朋友和同事的信息,对刘晓波表示赞美和哀悼。但是对于刘晓波的去世在中国境内引发的变化,梁小军表示谨慎。“我认为民主运动会有很大的反应,”他说。“但是政府可能会封禁这方面的消息,或者说是淡化,所以对国内的影响也不会太大。”在中国担任人权律师的九年让梁小军明白,像刘晓波去世这样的失败是一种常态。这是不可能避免的,只能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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